杨开慧，１９０１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乡）下板仓屋一进步知识分子家庭。在父母的关怀下，她从小读书上进，为乡民喜爱。课余时间她也随母亲干些农活杂事，在衡粹实业女校学过编织、缝纫、绣花。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留学回国后，１９１２年应聘执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杨开慧也随母亲来到长沙，住“板仓杨寓”，先后在长沙稻田女师附小读书和由父亲教导自学。在父亲的培养下，杨开慧对诗词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对于新文化、新事物更加爱好。正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以及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人，常来“板仓杨寓”聆听杨昌济老师的教诲。杨昌济对毛、蔡等学生很赞赏。而他们的学识品行，也使杨开慧十分钦佩。她最爱听他们和父亲的谈话，并从中受到不少启迪和教益。因此，她在家这几年的自学，比一般在学校的中学生的进步要大得多。

杨开慧还有一位好友，就是她的还未过门的嫂子李一纯，当时在周南女校读书，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和李一纯结婚后，她不仅有了一位朝夕相处的好嫂子，还有了相互唱和的好诗友。有时她和哥哥杨开智争论问题，还可得到嫂子的“声援”。

１９１８年夏，杨昌济先生受聘去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一家都到了北京，住在北京地安门豆腐池胡同９号。她和嫂子在家陪侍生病的父亲，并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自学。这年８月，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并经常到杨家来。这一期间，杨开慧和毛泽东的接触就较多了，也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和讨论问题，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了。

这时的杨开慧，年纪不过１８岁，虽举止温雅，但性格坚强，喜欢沉思。她有抱负，有追求，总想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要“尽我的心，尽我的力”，“寻出一个信仰来”。她遇事从不随便附和，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不自由毋宁死”，“不完全则宁无”，已成为她的人生哲学。所有这些，都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印象。加之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也十分器重，认为是“海内奇才，前程远大”，这更有助于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相互理解。１９１９年４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友谊，成为知己，并逐渐发展成爱情。

杨昌济先生于１９２０年初病逝北京，杨开慧一家便扶柩南下，回到板仓。安葬父亲以后，杨开慧和嫂嫂李一纯来到长沙。经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介绍，杨开慧到长沙福湘女中选修班读书，而李一纯则去周南女校附小教课。

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杨开慧入学的时候，校长就盯着她的短发，说她“男不男，女不女”，是个“过激派”。她只付之一笑。她对学校规定学生必读《圣经》，做礼拜，不感兴趣。更令学校当局头痛的是，杨开慧鼓动同学上街游行，参加全省“驱张”的群众斗争。当学校拦阻同学外出游行，锁上大门，理化教员施庄克还打了学生时，杨开慧怒不可遏，与蒋英等同学冲上前去，高喊“不许打人！滚出去！”吓得施庄克抱头避走。然后，她与同学一起冲出校门，涌上街头。

在杨开慧等进步学生的冲击下，这所学校已不再是一潭死水了。礼堂里，同学对新思想的讨论，压倒了基督赞美诗的哼唱；校刊上，杨开慧写的《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等文章，成了师生们谈论的重要内容。在校外，杨开慧还参加了通俗教育馆、文化书社的一些活动，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为妇女运动奔忙。有一天，她来到周南女校，听到一片哭声，一问，才知道是做童养媳的女学生袁舜英，因不堪丈夫的虐待，投塘自尽，留下一封极为悲痛的绝命书。杨开慧带着大家去找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她带领大家马上行动，到大街上宣传，在校刊上揭露真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使这一事件很快轰动长沙全城，激起社会的公愤。

杨开慧在福湘同学中赢得了信任，大家都很尊重她，称她为“开慧姐”。１９２１年夏，为了打破男女不同校的清规戒律，她和周南女校的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没累、徐潜、蒋玮（丁玲）等女同学，报考岳云中学。学校当局看到她们的成绩特别优异，便新设一间女生宿舍，破例招收了这几位“开放女禁”的急先锋。这件事，在当时的长沙城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杨开慧恋着毛泽东，但不轻易向毛泽东表示这种感情。她一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决不妄去希求”。毛泽东也深深爱着杨开慧，并经常在信里明确表示这种爱慕之情。特别在写的一首《虞美人》的词中，毛泽东更是一往情深，情感跃然纸上。

对于这一期间的美好回忆，杨开慧后来有过如下的叙述：“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头，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表达了真挚的感情和对革命事业坚强的信心。

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仍在岳云中学读书，直到１９２１年初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三个多月，算是正式有一个“家”。这个“家”是一幢两进三开间的小小木板平房，周围都是菜园。它是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设置的。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并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公开的职业是湖南师范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主事。杨开慧也在这一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家”担任机要和联络工作。

杨开慧在湘区委员会工作期间，为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了毛泽东得力的助手。她动员母亲拿出父亲逝世时亲友送的奠仪、募捐款给毛泽东做党的活动经费；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星期同乐会和自修大学的学习；选阅剪辑每天的报纸刊物，给毛泽东提供资料；接待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帮助毛泽东抄写文稿。她还担负外出的联络任务，经常往来于文化书社、船山学社、青年图书馆、望麓园织布厂等秘密联络点之间。到了晚间，她还要为前来清水塘秘密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为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准备夜餐、烘笼。她随身携带的一只首饰箱，成了她保藏重要文件的“保险柜”，睡觉时便塞在枕头底下。她还经常坐在堂屋门边，以便随时可以看到大门外的动静。正是由于她的保卫工作做得周密、细致，才使湘区委机关设在清水塘这一期间，没有出过什么事。

杨开慧的第一个孩子毛岸英，是在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出生的。这时，长沙正处在泥木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毛泽东日夜奔走在外，没有时间来照顾她。而她因为长年劳累，临盆难产，也不愿意让毛泽东受到家务的拖累，她把困难独自担当起来。因此，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起来，用他们的话说，是“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到了我的心……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然而生活毕竟是复杂的，人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杨开慧在清水塘几年的时间里，湘区委的许多工作要她做，不到半岁的孩子岸英要她照顾，到了１９２３年她又怀上第二个小孩，压在她身上的工作、生活负担是很重的。特别在１９２３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４月，党中央又调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当时临别之际，自然更引起她的伤感，凄然相向，思绪万千。而毛泽东把对她的挚爱深情，写进了《贺新郎》这一首词中：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杨开慧回到板仓，１９２３年１１月生下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不久，她又回到长沙工作。１９２４年的端午节前，她和妈妈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上海。在以后的三年间，她辗转于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和战斗。

在上海，他们住在慕尔鸣路甲秀里一栋简陋的石库门房子里。这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部长，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工作十分繁忙。杨开慧除照料孩子外，仍然帮助毛泽东做些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的工作。她有时还要到小沙渡的纱厂工人夜校去讲课，并慢慢地学讲上海话。

１９２５年春节刚过，杨开慧随毛泽东一起回到韶山，在韶山住了好几个月。这一期间，她同毛泽东访贫问苦，动员农民上夜校读书，并协助毛泽东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郭家亭、如意亭等处办了十多所农民夜校。杨开慧每天都要到夜校去讲课，并编写些如“农民苦，农民苦，打下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土里仓里光”等通俗的歌谣教农民念唱，很受农民欢迎。

在这年秋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杨开慧同母亲带着孩子在广州住了近一年的时间，于１９２６年底回到长沙。１９２７年２月，她又随从毛泽东前往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４１号。她在这里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毛岸龙。这时，毛泽东正忙着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的事，隔了三天才去医院看望她，一走进病房就说：“真对不起！”她却风趣地回答说：“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按党中央指示，要回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嘱咐保姆孙嫂带着岸英先回板仓，而她却带岸青、岸龙随毛泽东一道来到长沙。当毛泽东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后，就星夜送她回到板仓，第二天清早便匆匆离开，到湘赣边境领导秋收暴动去了。从此，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留在板仓，在这个地处长沙、平江、湘阴三县交界的地方，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坚持斗争三年多。除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外，杨开慧还注意阅读报刊，了解时事动向，有时还动手写些文章。她在看了《京报》副刊上袁枚功写的一篇题为《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后，仍借用这个题目，只是在后面加了一个大问号，然后驳斥道：“要男女平等，必须先承认女子是一个‘人’，因为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所以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有承继财产权。现在的办法，已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那么，分明说女子是附属于男子的，所以出嫁了就是男子的人了，无须于父母的财产了。”她呼吁：“姊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来！我们来！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吧！”她在看到１９２９年３月７日湖南《民国日报》报道“朱德妻萧奎联（伍若兰同志化名）被杀后挂头示众”的消息和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十分愤慨，立即写了《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一文，对反动派的罪行予以抨击。

在板仓这几年的岁月里，杨开慧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靠毛泽民从上海寄钱接济。她在给李一纯的信中说，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孙嫂不要我的工钱”。她还用包过东西并揉得很皱的纸片写信给李淑一，要李淑一给买些纸笔和读物寄给她。

杨开慧时刻惦念着毛泽东。由于音讯隔绝，使她十分惆怅。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她写了一首题为《偶感》的五言长诗，以寄托自己思念之情，诗中有这样的语句：“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诗中提到的“足疾”，是指毛泽东送她回板仓时引发的脚病。她在一年以后，犹念及此事，足见她萦怀之劳，真是情真意挚，刻骨铭心。诗中还提及自己的亲友李一纯等人，“沪有一纯姊，思伊展我怀；能识我衷肠，能别我贤愚”。但这些亲友也是远隔千里，不能相见，所以，她在诗的最后写道：“良朋尽如此，数亦何聊聊！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她渴望同自己的亲人朝夕相处，共同战斗！

１９３０年７月间，红三军团攻下长沙。但不久红三军团撤离后，湖南当局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派赴各县的“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到处抓人和杀人。仅板仓附近的清泰乡一带，就有４００多名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杨开慧更是清泰乡下五区“铲共义勇队”队长范庆熙要搜捕的重要对象。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有的同志劝她赶快离开，设法到井冈山去，她没有同意，而是设法让其他的同志们隐蔽转移，而自己则做好应变的准备。她将一些党的文件和材料，密封在一个兰花瓷坛里，埋在菜土底下；将一些没有发出的信和诗文手稿，藏在住房的夹壁墙内。当地群众多方掩护她，使来抓她的敌人前后两次都扑了空。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旬的一天，杨开慧刚从外面回来，就被装扮成贩罐的密探侦悉。这天半夜，范庆熙带着“铲共义勇队”冲进板仓下屋。敌人把她的老屋搜个遍，没有捞到半点东西。天刚蒙蒙亮，敌人就把杨开慧和保姆孙嫂、孩子岸英一起押走。当时有两个农民推来两辆土车子，坚持要她和孙嫂坐车子，把她们送去长沙，而不让敌兵押着她们步行。

杨开慧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长沙。敌人为之高兴，亲友为之焦急，党组织四处设法营救。

杨开慧在被捕的十多天时间里，被敌人转移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关进设在司禁湾的长沙陆军监狱署。她在“清乡”司令部的五次提审中，经受了皮鞭抽、木棍打、竹签扎、杠子压等酷刑。她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回答敌人的审问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最后敌人把她“请”进客厅，还有新闻记者在场，由执法处长李琼转达何键的意思，只要在报上登个声明，跟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马上可以获得自由。杨开慧严辞拒绝。敌人又以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的情况来“打动”她，并要她好好想一想。她只是淡淡一笑而已。其实，这样的事她早已想过了。自从她回到板仓后，面对严峻的现实，早已做了牺牲的准备。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４日，杨开慧被押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她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牺牲时年仅２９岁。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全国刚刚解放，他就先后派毛岸英、毛岸青回到板仓祭扫烈士之墓。１９５７年他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并向章士钊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这是作为对烈士的永恒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