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乡)下板仓屋一进步知识分子家庭。在父母的关怀下,她从小读书上进,为乡民喜爱。课余时间她也随母亲干些农活杂事,在衡粹实业女校学过编织、缝纫、绣花。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留学回国后,1912年应聘执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杨开慧也随母亲来到长沙,住“板仓杨寓”,先后在长沙稻田女师附小读书和由父亲教导自学。在父亲的培养下,杨开慧对诗词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对于新文化、新事物更加爱好。正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以及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人,常来“板仓杨寓”聆听杨昌济老师的教诲。杨昌济对毛、蔡等学生很赞赏。而他们的学识品行,也使杨开慧十分钦佩。她最爱听他们和父亲的谈话,并从中受到不少启迪和教益。因此,她在家这几年的自学,比一般在学校的中学生的进步要大得多。
杨开慧还有一位好友,就是她的还未过门的嫂子李一纯,当时在周南女校读书,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和李一纯结婚后,她不仅有了一位朝夕相处的好嫂子,还有了相互唱和的好诗友。有时她和哥哥杨开智争论问题,还可得到嫂子的“声援”。
1918年夏,杨昌济先生受聘去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一家都到了北京,住在北京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她和嫂子在家陪侍生病的父亲,并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自学。这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并经常到杨家来。这一期间,杨开慧和毛泽东的接触就较多了,也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和讨论问题,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了。
这时的杨开慧,年纪不过18岁,虽举止温雅,但性格坚强,喜欢沉思。她有抱负,有追求,总想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要“尽我的心,尽我的力”,“寻出一个信仰来”。她遇事从不随便附和,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不自由毋宁死”,“不完全则宁无”,已成为她的人生哲学。所有这些,都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印象。加之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也十分器重,认为是“海内奇才,前程远大”,这更有助于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相互理解。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友谊,成为知己,并逐渐发展成爱情。
杨昌济先生于1920年初病逝北京,杨开慧一家便扶柩南下,回到板仓。安葬父亲以后,杨开慧和嫂嫂李一纯来到长沙。经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介绍,杨开慧到长沙福湘女中选修班读书,而李一纯则去周南女校附小教课。
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杨开慧入学的时候,校长就盯着她的短发,说她“男不男,女不女”,是个“过激派”。她只付之一笑。她对学校规定学生必读《圣经》,做礼拜,不感兴趣。更令学校当局头痛的是,杨开慧鼓动同学上街游行,参加全省“驱张”的群众斗争。当学校拦阻同学外出游行,锁上大门,理化教员施庄克还打了学生时,杨开慧怒不可遏,与蒋英等同学冲上前去,高喊“不许打人!滚出去!”吓得施庄克抱头避走。然后,她与同学一起冲出校门,涌上街头。
在杨开慧等进步学生的冲击下,这所学校已不再是一潭死水了。礼堂里,同学对新思想的讨论,压倒了基督赞美诗的哼唱;校刊上,杨开慧写的《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等文章,成了师生们谈论的重要内容。在校外,杨开慧还参加了通俗教育馆、文化书社的一些活动,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为妇女运动奔忙。有一天,她来到周南女校,听到一片哭声,一问,才知道是做童养媳的女学生袁舜英,因不堪丈夫的虐待,投塘自尽,留下一封极为悲痛的绝命书。杨开慧带着大家去找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她带领大家马上行动,到大街上宣传,在校刊上揭露真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使这一事件很快轰动长沙全城,激起社会的公愤。
杨开慧在福湘同学中赢得了信任,大家都很尊重她,称她为“开慧姐”。1921年夏,为了打破男女不同校的清规戒律,她和周南女校的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没累、徐潜、蒋玮(丁玲)等女同学,报考岳云中学。学校当局看到她们的成绩特别优异,便新设一间女生宿舍,破例招收了这几位“开放女禁”的急先锋。这件事,在当时的长沙城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杨开慧恋着毛泽东,但不轻易向毛泽东表示这种感情。她一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决不妄去希求”。毛泽东也深深爱着杨开慧,并经常在信里明确表示这种爱慕之情。特别在写的一首《虞美人》的词中,毛泽东更是一往情深,情感跃然纸上。
对于这一期间的美好回忆,杨开慧后来有过如下的叙述:“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头,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表达了真挚的感情和对革命事业坚强的信心。
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仍在岳云中学读书,直到1921年初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三个多月,算是正式有一个“家”。这个“家”是一幢两进三开间的小小木板平房,周围都是菜园。它是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设置的。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并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公开的职业是湖南师范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主事。杨开慧也在这一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家”担任机要和联络工作。
杨开慧在湘区委员会工作期间,为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了毛泽东得力的助手。她动员母亲拿出父亲逝世时亲友送的奠仪、募捐款给毛泽东做党的活动经费;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星期同乐会和自修大学的学习;选阅剪辑每天的报纸刊物,给毛泽东提供资料;接待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帮助毛泽东抄写文稿。她还担负外出的联络任务,经常往来于文化书社、船山学社、青年图书馆、望麓园织布厂等秘密联络点之间。到了晚间,她还要为前来清水塘秘密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为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准备夜餐、烘笼。她随身携带的一只首饰箱,成了她保藏重要文件的“保险柜”,睡觉时便塞在枕头底下。她还经常坐在堂屋门边,以便随时可以看到大门外的动静。正是由于她的保卫工作做得周密、细致,才使湘区委机关设在清水塘这一期间,没有出过什么事。
杨开慧的第一个孩子毛岸英,是在1922年10月24日出生的。这时,长沙正处在泥木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毛泽东日夜奔走在外,没有时间来照顾她。而她因为长年劳累,临盆难产,也不愿意让毛泽东受到家务的拖累,她把困难独自担当起来。因此,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起来,用他们的话说,是“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到了我的心……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然而生活毕竟是复杂的,人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杨开慧在清水塘几年的时间里,湘区委的许多工作要她做,不到半岁的孩子岸英要她照顾,到了1923年她又怀上第二个小孩,压在她身上的工作、生活负担是很重的。特别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4月,党中央又调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当时临别之际,自然更引起她的伤感,凄然相向,思绪万千。而毛泽东把对她的挚爱深情,写进了《贺新郎》这一首词中: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杨开慧回到板仓,1923年11月生下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不久,她又回到长沙工作。1924年的端午节前,她和妈妈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上海。在以后的三年间,她辗转于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和战斗。
在上海,他们住在慕尔鸣路甲秀里一栋简陋的石库门房子里。这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部长,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工作十分繁忙。杨开慧除照料孩子外,仍然帮助毛泽东做些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的工作。她有时还要到小沙渡的纱厂工人夜校去讲课,并慢慢地学讲上海话。
1925年春节刚过,杨开慧随毛泽东一起回到韶山,在韶山住了好几个月。这一期间,她同毛泽东访贫问苦,动员农民上夜校读书,并协助毛泽东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郭家亭、如意亭等处办了十多所农民夜校。杨开慧每天都要到夜校去讲课,并编写些如“农民苦,农民苦,打下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土里仓里光”等通俗的歌谣教农民念唱,很受农民欢迎。
在这年秋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杨开慧同母亲带着孩子在广州住了近一年的时间,于1926年底回到长沙。1927年2月,她又随从毛泽东前往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她在这里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毛岸龙。这时,毛泽东正忙着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的事,隔了三天才去医院看望她,一走进病房就说:“真对不起!”她却风趣地回答说:“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按党中央指示,要回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嘱咐保姆孙嫂带着岸英先回板仓,而她却带岸青、岸龙随毛泽东一道来到长沙。当毛泽东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后,就星夜送她回到板仓,第二天清早便匆匆离开,到湘赣边境领导秋收暴动去了。从此,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留在板仓,在这个地处长沙、平江、湘阴三县交界的地方,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坚持斗争三年多。除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外,杨开慧还注意阅读报刊,了解时事动向,有时还动手写些文章。她在看了《京报》副刊上袁枚功写的一篇题为《女权高于男权》的文章后,仍借用这个题目,只是在后面加了一个大问号,然后驳斥道:“要男女平等,必须先承认女子是一个‘人’,因为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所以男子有承继财产权,女子当然有承继财产权。现在的办法,已出嫁的女子没有承继财产权,那么,分明说女子是附属于男子的,所以出嫁了就是男子的人了,无须于父母的财产了。”她呼吁:“姊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来!我们来!努力要求政府给予我们彻底的平等法律吧!”她在看到1929年3月7日湖南《民国日报》报道“朱德妻萧奎联(伍若兰同志化名)被杀后挂头示众”的消息和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十分愤慨,立即写了《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一文,对反动派的罪行予以抨击。
在板仓这几年的岁月里,杨开慧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靠毛泽民从上海寄钱接济。她在给李一纯的信中说,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孙嫂不要我的工钱”。她还用包过东西并揉得很皱的纸片写信给李淑一,要李淑一给买些纸笔和读物寄给她。
杨开慧时刻惦念着毛泽东。由于音讯隔绝,使她十分惆怅。1928年10月,她写了一首题为《偶感》的五言长诗,以寄托自己思念之情,诗中有这样的语句:“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诗中提到的“足疾”,是指毛泽东送她回板仓时引发的脚病。她在一年以后,犹念及此事,足见她萦怀之劳,真是情真意挚,刻骨铭心。诗中还提及自己的亲友李一纯等人,“沪有一纯姊,思伊展我怀;能识我衷肠,能别我贤愚”。但这些亲友也是远隔千里,不能相见,所以,她在诗的最后写道:“良朋尽如此,数亦何聊聊!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她渴望同自己的亲人朝夕相处,共同战斗!
1930年7月间,红三军团攻下长沙。但不久红三军团撤离后,湖南当局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派赴各县的“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到处抓人和杀人。仅板仓附近的清泰乡一带,就有400多名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杨开慧更是清泰乡下五区“铲共义勇队”队长范庆熙要搜捕的重要对象。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有的同志劝她赶快离开,设法到井冈山去,她没有同意,而是设法让其他的同志们隐蔽转移,而自己则做好应变的准备。她将一些党的文件和材料,密封在一个兰花瓷坛里,埋在菜土底下;将一些没有发出的信和诗文手稿,藏在住房的夹壁墙内。当地群众多方掩护她,使来抓她的敌人前后两次都扑了空。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杨开慧刚从外面回来,就被装扮成贩罐的密探侦悉。这天半夜,范庆熙带着“铲共义勇队”冲进板仓下屋。敌人把她的老屋搜个遍,没有捞到半点东西。天刚蒙蒙亮,敌人就把杨开慧和保姆孙嫂、孩子岸英一起押走。当时有两个农民推来两辆土车子,坚持要她和孙嫂坐车子,把她们送去长沙,而不让敌兵押着她们步行。
杨开慧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长沙。敌人为之高兴,亲友为之焦急,党组织四处设法营救。
杨开慧在被捕的十多天时间里,被敌人转移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关进设在司禁湾的长沙陆军监狱署。她在“清乡”司令部的五次提审中,经受了皮鞭抽、木棍打、竹签扎、杠子压等酷刑。她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回答敌人的审问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最后敌人把她“请”进客厅,还有新闻记者在场,由执法处长李琼转达何键的意思,只要在报上登个声明,跟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马上可以获得自由。杨开慧严辞拒绝。敌人又以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的情况来“打动”她,并要她好好想一想。她只是淡淡一笑而已。其实,这样的事她早已想过了。自从她回到板仓后,面对严峻的现实,早已做了牺牲的准备。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押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她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牺牲时年仅29岁。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全国刚刚解放,他就先后派毛岸英、毛岸青回到板仓祭扫烈士之墓。1957年他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并向章士钊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这是作为对烈士的永恒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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