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人民大会堂的建造工作已接近尾声，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这项工程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在一群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位稍显突兀的身影，他戴着厚厚的眼镜，不时地在笔记本上演算，偶尔抬起头来四处打量刚刚粉刷完的会场大厅。

他负责的是大会堂的音响设计，上级提出的要求十分明确：要保证在万人大礼堂内，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清来自主席台的声音。

人民大会堂采用的是穹顶设计，其主会场的体积达九万立方米，如此空旷的环境必定会产生回音，影响会场听声的清晰度。经过分析研究，他选择将音源进行分散处理，这一设计最终成功解决了会场的回声问题。

在音质的提升方面，他又创设出一套多声道系统，在显著降低回声的同时，保证了声音的保真度。

人民大会堂的这两套声源系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直沿用至今。其设计者，就是我国著名的声学家、教育家马大猷院士。

被两所高校录取的贫寒学子

1915年3月，马大猷出生于北京。父亲马有略是清末举人，曾获得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后来在北洋政府的农商部担任“办事”。

由于民国时期战乱频繁，北洋政府更是几度易手，时常欠薪，马有略微薄的薪金根本无法支持孩子们的学业。马大猷曾回忆，父亲常常典当贵重物什来补贴家用。

1928年，马有略前往上海担任律师，两年后逝世。马家没了经济来源，马大猷的学业也面临着中断的风险，后来所幸他在同乡会的资助下完成了中学学业。

虽家境困苦，但马大猷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32年中学毕业后，他同时被北京大学物理系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彼时日本侵略者正向中国步步紧逼，崇尚科学救国的马大猷本想前往清华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以期为国效力。然而清华的学费每年高达260元，这对于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来说难以承受，而北大每学年只要20元。犹豫再三，马大猷决定前往北京大学求学。

北大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作为中国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饶毓泰先生曾担任马大猷的电磁学教师。晚年回忆起这段时光时，马大猷说：“直到今日，电磁学一切重要理论、规律、现象和一些常数都还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饶先生的教导、启发和鼓舞一直影响到今天。”

众人所称道的声学大师

1936年，北大毕业的马大猷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专业正是他最喜欢的电声学。次年，马大猷如愿来到了美国，师从著名声学权威努特森教授。

来到美国的第一年，马大猷就成绩斐然。在加州大学读书时，他发布了自己学术生涯中第一篇论文《矩形室内低频简正频率的分布》，并在1938年召开的美国声学学会的年会上宣读，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论文贡献了关于“波动声学的一个基本公式”，是声学中应用简正波理论和严格室内声学的基础。

卓越的学术成绩令马大猷在美国学界声名鹊起。1940年，马大猷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用两年时间完成博士学业的学生。1943年，美国声学学会将他选为会士，他也是第一名被选为该学会会士的中国科学家。

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大猷便迅速回到祖国。他回国后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建立我国自己的现代声学体系。为此，他先任教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复员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并于1948年担任北大工学院院长。

1952年，马大猷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长。1955年，他被选为新中国第一批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时被调任至中科院，先后担任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兼声学研究室主任、声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1956年，中央制定了《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马大猷对其中的声学部分提出了若干建议，并为落实规划呕心沥血。此后短短数年里，他和同事们一起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声学实验室，为声学研究培育了大量人才。1958年，在他带领下，声学实验室开展了语音声学方面的研究，为我国汉语语言信息处理研究达到国际水平奠定了基础。

1959年，马大猷受邀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的音源系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使用中，这套系统都未曾出现过纰漏。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启动了“两弹一星”战略工程，在导弹研制方面，由于导弹发射时产生的噪音高达一亿瓦，且伴有高温、潮湿，非常不利于导弹的隐蔽与导弹井的维护。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马大猷创造性地提出“在钢板上钻穿微孔，利用流阻来实现吸声”的设想。这个设想在后来多次的实验中被证实可行，并在导弹实际发射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这一设想经过多年的完善，于1975年首次以“微穿孔板吸声理论”面世。1992年，在德国夫琅和费建筑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我国访问学者，应用该理论成果设计出了有机玻璃微穿孔板，解决了德国新议会大厅的回声问题。马大猷作为该理论的创始人，也因此再度为国际声学界所认可，于1997年获得了德国夫琅和费协会金质奖章及建筑物理所ALFA奖。

马大猷是新中国第一位重视噪声污染的科学家，他在环境声学的基础上开展了多次的环境噪声调查、控制。1973年，在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他提出将噪声列为环境污染四害之一。这一系列工作推动了我国的环境保护研究工作，他也因此获得了1985年的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学生敬仰的“真话”先生

自1940年起，马大猷在科研之余负责学生的教学工作。他坚持每年只招收一两个研究生，几十年间，学生总数不超过40人，还曾因为没有合适人选连续四年没有招收学生。

他的学生回忆，马大猷对后辈特别“狠”，曾有学生一直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八年才得到硕士学位。

程明昆是中科大第一届声学专业的学生，马大猷曾担任他的研究生导师。他说，马大猷对待学生十分严格，十分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在研究一个声疲劳的项目时，马大猷曾亲自带领学生做测量与计算，保证了项目的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后，马大猷还曾安排程明昆前往国外进修。

马大猷不仅治学严谨、关怀学生，对于一些学术不端之风，他也敢于直言其弊。在一次看学报时，他注意到那些科研文章的作者多是几人共同署名。针对这种情况，他说：“科学研究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哪有这么凑巧是七八个人同时创造了一个成果或思想的？”“科技体系的不正之风必须严肃处理，直至把责任人驱逐出科技队伍。”

马大猷的研究生吴群力回忆，自己做毕业论文时得到了马老师很多指导，为表感谢，他在提交毕业论文时署上了马大猷的名字。但是马大猷在审核论文时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去掉，并一再表示自己只是提供了指导工作，把名字写进致谢里就好。

在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中，马大猷还曾编写过《现代声学理论基础》《声学基本现象》等基础教材，推动了我国声学教育的发展。他的学生中，有的已经成为了环境声学领域新的带头人，有的正在建筑声学领域中大放异彩。

2012年7月17日，马大猷与世长辞，但他留下的宝贵财富却一直影响着中国声学，他无愧于“中国声学奠基人”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