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侧重明清时段与江南地区，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多有探索。

根据学生们的回忆，王家范很擅长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对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个性化解读，进而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他以执教中国通史课程的讲义为基础写就的《中国历史通论》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该书最新的增订版与钱锺书、李泽厚、陈旭麓等人的著作，一同被出版社收录于二十册的“当代学术”文集。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胡铁球回忆道，正是这本书为他打了史学的新大门，最终成为了王家范先生的学生。

虽是老一辈的学者，王家范对学术前沿和动态的掌握，对于新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活学活用，乃至于对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运用，都常常让他的后辈学生自叹不如。韦伯、海德格尔、塞缪尔森、诺斯……王家范虽在治学中吸收了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却不为其所困。

作为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大家，他不同意美国加州学派以纯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江南。在他看来，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也无法完全解释明清江南的城镇化过程。“文字资料往往没有感性的情境，无法有细微的体会。”王家范生前在访谈中多次提及实地考察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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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家范学生周武：

他是率性的人，不拘礼仪

新京报：作为他的学生，你与王家范先生是如何结缘的呢？生活中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周武：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就知道王家范老师，但我们之间的交往始于特殊的机缘。在1988年的时候，我的硕士生导师不幸过世，王家范为他写悼词，我为他提供了一些素材。从此以后，我与王老师交往非常密切，后来我又读了他的博士生。王老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我从他这里受益良多。

王家范老师是一个特别率性的人，不拘礼仪，不因为我们是师生而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模样。他具有的一些特质在他们那一代学者中是不常见的。比方说，他对一切事物总是充满好奇。他是我们中间最早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一批人，对于网络的熟悉程度远胜于我们这些后辈学生。最近两年，因为身体状况不佳，王老师一直住在医院中。他会用手机拍下医生用药说明的照片，然而自己上网查资料，学习和了解他的病情和治疗方式，这种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是他身上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史学而言，还没有哪种新潮的理论是他不知道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则把这些新知识全部融入于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思考当中。

新京报：如你所说，这种好奇心让王家范在研究中国历史之余，也同时非常熟悉西方的史学理论。我记得他曾经指出，西方的城市化理论无法直接套用来解释明清江南的城镇化过程。那么他是如何处理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研究之间的关系的呢？

周武：对于中国历史，他有一番自己的理解，尤其认为“生活是历史的教科书”。也就是说，任何理论的解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脱离了生活，理论就是悬空的。越到晚年，他越强调历史研究不只是为了构建某种“高大上”的理论，更是要传递一种来自生活的烟火气。由于他重视生活经验，他发现西方的很多理论无法拿来解释中国现实，自己的写作也不会被这种或那种理论带走。所以虽然他对新事物有很强的好奇心，但他的治学过程中从不会丧失自我。他认为历史就是要从活生生的现实、活泼泼的生活当中来体会，因此他的历史写作也有一种别样的中国韵味。

新京报：王家范先生专攻明清江南史，同时对中国通史、通论也颇有建树，在历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有自己的见解，这类情况在史学家中相对比较少见。你怎么看待王家范先生在史学上的贡献？

周武：我觉得王老师的贡献最主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当然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史。“文革”结束以后，他就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也写过很多的论文。第二是他的经济史研究，尤其关注明清时期的江南。因为他自己是出生在江南的小镇，所以就是说对江南地区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在这方面他写过很多有影响的论文，如今被公认为江南市政研究和江南社会经济研究的大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对中国历史作出的整体理解。虽然研究明清江南史是他的学术重心，但他认为历史其实是相通的，他的史学追求一种大的时间感，所以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中国历史通论》，这本书是代表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解读，解读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通贯整体”。另外，他也一直关注中国近代的那些著名史家，对于每一位史学大家做过深入的分析，这其实是和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融为一体的。

相比一般的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有两个鲜明的特点。首先，他不认为历史是纯粹的知识之学，不仅仅满足于建构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王家范先生研究史学的背后有着家国关怀，他想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回答，中国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走向？中国迈向现代的过程中，遇到的结构性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他希望自己的历史研究能够对中国的未来方向提供一些启示。所以我们在他的书中处处可见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

另外，王家范老师的史学有一种高度的思辨。很多人说中国太大，中国历史太庞杂了，他认为这是对中国历史学家的一种挑战，而中国历史学家应该去迎接这种挑战。要做出回应，就要借助高度的思辨，才能够把握中国历史的整体。中国的历史是前后、左右、上下都彼此关联的历史，它不是树木的历史，而是森林的历史。我们需要把握的是中国整体历史的变迁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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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家范学生胡铁球：

他特别想针对中国的一个县做整体研究

新京报：王家范曾说，相比起各种天花乱坠的头衔，他自始至终更愿意做一名教书匠。据我所知，你是他在晚年招收的学生，也是在他的晚年最常陪伴在他身边的弟子。那段时间王家范先生的教导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胡铁球：我和王家范老师的相处情况和其他学生还不太一样。记得是2006年，我读到了王家范老师的《中国历史通论》，这本书让我特别感兴趣，当时我看了一整个通宵，对我的影响很大，因此我就考了王老师的博士。那个时候他的腿脚不方便，平时上课都是我用自行车来接送。课间的午休时间，我们就一起回到我的寝室，中午吃饭也在一起，所以在他的晚年，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可能是最多的，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厚。

可能是他对我的期盼比较高，所以对我的要求也比其他学生严格。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每一段话他都要过目。我在博士期间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专门召集学生一起来讨论。对于很多学术上的问题，我们都有争论，好几次一直争论到晚上三四点。在生活中他很关心学生，时常告诫我少吸烟注意身体，我感觉他就像我的一位父亲。

新京报：和其他历史系教师相比，王家范在授课方式和内容上有什么特点让你印象深刻？

胡铁球：我在读博期间已是宁夏大学的副教授，但王家范老师从本科到博士的课程我都听了一遍。我发现他在授课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对历史的看法。比如说，他认为理解历史的前提是要摸透当下，知道影响当下社会的变动和不变的因素是什么你才能理解历史的变动和不变的因素是什么。传统历史学总是强调变迁，王家范老师认为变迁不是历史的核心，不变才是社会的最根本的特征。他授课时指出的很多理论还都没有写进著作之中，我正在考虑把他晚年重要的学术观点做一次整理。

他在历史课上不会讲很多历史故事或历史事件，理论课占据了三分之二，甚至单独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课程。在他看来历史学是门复杂的学科，包罗万象，因此需要多种多样的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史料。他认为任何史料都未必完全真实，但造假的史料反而有更大的研究价值，这点对我的启发也很大。

现在的很多博导会给学生选定研究课题，但王家范老师从不这么做，他要求学生自己选题，因为导师替学生选题，只会磨灭学生在选题上的敏锐性。他认为论文写作有好坏，这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的能力不同，但觉得不能去抄袭，他所坚持的这些原则对我自己从事教学也有很大的影响。

新京报：在你与他的相处中，你觉得王家范先生在晚年特别关注什么问题呢？

胡铁球：王家范老师在晚年不止一次地和我提到，他特别想针对中国的一个县做整体研究，从土地、行政区划到社会流动、民间信仰等各个方面做一个细致的呈现。我的老师之所以设立这个目标，是基于他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观察。他说现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或是在做宏观历史线索的拉扯，或是在做微观的案例研究，中国史学非常欠缺的是中观研究。这件事做起来难度非常大，需要动用各种学科的资源和知识储备，但这也许就是他一辈子到晚年最想做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