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间有个细节值得一提，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证券’这个词的英文翻译费了一番心思。按理翻成‘Stock’就是了，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用这个词，可在我们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个词还比较敏感，加上交易所成立初期交易的股票只有8只，国债、企业债等交易品种则有二十多个，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情况，我建议用 ‘Securities’这个词，以减掉点锋芒。结果这个留有时代痕迹的、不甚规范的表述，一直到1997年12月19日交易所搬到浦东新址时才改过来。”

——龚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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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浩成，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49年就读现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的国立上海商学院银行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后任副校长。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代行长，1987年任行长。1989年为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位负责人之一。交易所成立后，任交易所常务理事，后主持理事会工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时有个“三人领导小组”，它是1989年12月2日在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由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宣布的。3人分别是：交通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祥瑞、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

如今，当年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中，李祥瑞于1997年1月因病去世，贺镐圣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已失忆，我虽已九十又三高龄，但因筹建上交所是件大事，仍清晰地记得。

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

当年那次市委会议，是研究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与会的有市委常委、市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应邀到会。会议除邀请我们三位外，上海其他银行的行长和市体改办的相关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此外还邀请了两位理论界代表，即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陈彪如和上海财经大学年轻的金融系副主任刘波。

会议由朱镕基主持。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要不要引进外资银行；二是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第一个议题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一致认为已经到了该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了。

对第二个议题则顾虑较多，认为问题比较棘手，主要是：中国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会不会私有化？发展资本市场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搞股票交易会不会助长投机，扩大贫富差距，甚至引起社会不安定？老百姓把储蓄的钱拿出来买股票，会不会影响国有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等等。

朱镕基问李祥瑞：“老李，你看交易所可不可以建？”李祥瑞回答说：“我看还是有点风险。”朱镕基问：“什么风险？”老李说：“主要是政治风险。”朱镕基又问我：“老龚，你认为怎么样？”我从经济条件上作了分析，认为建立交易所急了一点，早了一点：“现在有条件上市的公司太少。最好有100家到200家公司有条件上市，其中50家到100家能够上市，到那时建立证券交易所就会水到渠成。”

朱镕基又掉过头来问贺镐圣。老贺的回答是：“不要管它，先建立起来再说，在建设中发展壮大。”

朱镕基在听取了刘鸿儒和与会其他同志的意见后说，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昔日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

他说，建立证券交易所，发展股票市场这项工作要大胆做，尽管有阻力，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果不采取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这两年市财政亏损补贴直线上升，去年增加9个多亿，今年增加13.7亿。企业资金紧张，负担很重，今年承包基数难以完成，明年将更困难。从国家来考虑，再不想点措施上海怎么能为国家多作点贡献？所以金融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要为此做出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树立上海新的形象。

最后他拍板决定，成立由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李祥瑞为组长。

“你们不要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

老李1928年出生在扬州，1949年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财经大学毕业，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是我的前任。后来他奉命重建交通银行，并任交行董事长、总经理。贺镐圣改革开放后一直研究和主抓体制改革，是个改革意识强、有思路、敢负责的改革专家。当时证券业归中国人民银行管，创建证券交易所又必然会碰到许多改革的难题，将两家形成合力，有利于攻坚克难，把交易所建起来。

朱镕基明确两条，一是“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向市长汇报，对市长负责；二是一年之后的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

他还强调，对筹建交易所，对外要大力宣传，对内要低调，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影响工作的开展。他鼓励李祥瑞和我说：“你们不要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

直到上交所成立了，他才向我们“交底”说，在成立上交所的问题上，他当面向邓小平请示过，小平说：“好哇，你们办吧，办了再看，办了不好，我们再改嘛。”

此后，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开展起来。“三人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具体工作分四个方面，一是统一思想协调工作；二是制定法规和制度；三是交易场所的建设和运行机制的设计；四是为交易所运作准备人才。

筹备工作后期，时任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的楼继伟也参与进来。

资本嫩芽破土萌发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没有断过，但争论归争论，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束缚，探索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脚步没有停止过。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国务院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任组长，制订的金融体制改革初步方案中第一次提出要建立证券交易所，还提出允许企业用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等等。

此后，在全国的一些地方，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转换成股份制企业、内部集资发行股票、有价证券柜台交易、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创立等等，陆陆续续迈出了一些步子。

到1988年全国有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到1989年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这些资本市场的嫩芽在顺势破土萌发。

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国人民银行也因势利导，1986年刘鸿儒组织央行全国13个分行的行长专门到日本野村证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我是学员之一，很开眼界。回国时我从野村证券要了两箱子相关书籍和规章制度等文本，还撰写了6篇论文。这些都为上交所的筹建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

更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11月14日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来参加中国和美国金融市场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在接受客人赠送给他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样张后，邓小平将一张能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柜台交易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客人，还对范尔霖说：“美国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的知识。”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将一张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作为改革开放的象征赠送给凡尔霖

邓小平的话，尤其是赠送股票，大大出乎范尔霖的意料，敏感的国际社会更是迅捷地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惊呼，评论邓小平的举动表明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这一有效工具发展自己的经济。

重温小平同志的这一幕，对我们筹建上交所是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来自各方的智慧

与此同时，一批留美归来的年轻学者带来了他们对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意见和建议。

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波明和高西庆。王波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系，获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后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高西庆获得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在华尔街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在华尔街的耳濡目染，使他们对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充满热情。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在华尔街的耳濡目染，使他们对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充满热情，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同样需要股票和股市，需要证券交易所。

1988年4月他们回国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引起重视。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领导到会参加研讨。

会议的成果，是会后编写的《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它把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勾勒了出来。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以及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和高尚全、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等，听取了研讨会情况的汇报。

之后，以归国学者领衔的“民间力量”组建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即后来被称作的“联办”，他们提出的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设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了，但他们的智慧对我们筹建上交所很有帮助，我为此专门到北京拜访过“联办”，受益匪浅。

上海的专家学者围绕建立上交所也开过几次研讨会。上交所筹建工作启动后，还组织过一次国际研讨会，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意见和建议。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交易所的规划和管理办法等的制订比较顺利，先后搞出了13份文件的初稿，但水平怎么样，心里还不太有底。在香港政界和金融界的一些朋友，如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业务主席方黄吉雯女士，爱立信中华区总裁、上海市长咨询会议筹备组成员、英国友人麦克来伦先生等对此都很关心，让把文件发给他们，他们翻译成英文后请一些发达国家证券交易所的资深人士提意见，再把意见翻译成中文反馈给我们，对我们帮助很大。

这其间有个细节值得一提，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证券”这个词的英文翻译费了一番心思。按理翻成“Stock”就是了，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用这个词，可在我们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个词还比较敏感，加上交易所成立初期交易的股票只有8只，国债、企业债等交易品种则有二十多个，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情况，我建议用 “Securities”这个词，以减掉点锋芒。结果这个留有时代痕迹的、不甚规范的表述，一直到1997年12月19日交易所搬到浦东新址时才改过来。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轰动

在一部分工作进展较为顺利的同时，交易所选址、建设和股票交易运行的实际操作制度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推进则比较迟缓。

恰在这个时候，1990年6月，朱镕基率领上海市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宣传浦东开发开放，最后一站抵达香港。在会见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时，她说，她将在12月率领一个大型经贸代表团访问大陆。

1940年出生的邓莲如，不仅是香港政商界的重量级人物，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她是受英国册封的女男爵，也是第一位取得英国终身贵族身份的华人。朱镕基很高兴，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12月成立，届时请邓莲如和代表团成员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仪式。邓莲如欣然应允。

接着在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这重磅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外电纷纷评论说，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变”、“上海证券市场及金融发展将矗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但把我们弄得很紧张，因为这个时间表没有公开过，没有公开意味着万一筹备工作没有做好，成立时间还有往后延的余地，现在公之于世了，没有退路了，到时间非成立不可了。

这给了我们压力，也给了我们动力，迫使我们加快了筹备工作的进度。

9月17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 《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9月19日

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请示”中称：“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建议国务院予以批准，以进一步树立我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加快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促进我国现已开拓的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国家和企业筹集融通建设资金服务。”

10月8日

上报请示后不到二十天，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批示同意。

11月14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1月26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成立大会。绝迹四十多年的证券交易机构又重回上海滩。来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沈阳、海南等地的25家证券经营机构成为交易所会员。会议先选举理事，接着召开理事大会选举常务理事，再选举理事长和副理事长。根据市里的提议，李祥瑞当选理事长，申银证券公司总经理阚治东当选副理事长（兼）。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庆典

1990年12月19日上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在黄浦江畔的浦江饭店举行。

9点钟，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率上海高层领导，时任市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和副市长黄菊、庄晓天；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道炯、周正庆、戴相龙；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经叔平；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香港证交所主席利国伟、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徐国炯；新加坡证交所总裁林楚鹏、马来西亚吉隆坡证交所总裁约瑟夫、东京证交所董事长川和弘，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的政界人士和金融家先后入场。我主持了开业仪式。

朱镕基发表讲话，阐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是中国扩大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随着开市钟声的敲响，“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我国证券事业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更重要的是此举所表明的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震动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