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人们无不深切怀念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终生的民族英雄杨虎城将军。而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被世人所关注，在此撰文略述，以示纪念。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称颂杨虎城将军是“千古功臣”。60年代初，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死了四口……怎能不使

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不久，毛泽东主席在见到孔从洲时说：杨虎城是个民主主义者，是爱国的，不愿做亡国奴。杨虎城部队和党的关系前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李子洲、南汉宸。我们还看到毛泽东主席在评点二十四史时，将杨虎城将军同岳飞、文天祥、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闻一多等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叶剑英元帅曾有：“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的名句，以赞颂杨虎城将军的丰功伟绩。198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讲话中说：“我们还深切怀念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杨虎城先生。”

1983年11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杨虎城诞辰90周年大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杨虎城将军有功于国家民族。”

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17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开会期间讲过：“杨虎城部队从来没有清过党。”

1996年12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大会上说：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日事业”。西安事变是一件大事，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虎城将军体恤民情、为民请命的平民情结，使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初识共产党，并为我党的革命策略所感佩，为其思想进步奠定了基础。

杨虎城将军从旧民主革命转向新民主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1923年春，杨虎城率部驻榆林，期间有幸结识了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和共产党人魏野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在结识共产党员李子洲后，李帮助杨分析当时的全国和陕西形势，坚定了杨的革命思想。

1924年，蛰处榆林的杨虎城率部南下，驻扎在陕西耀县。1925年，杨虎城在耀县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大会。杨虎城升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时，特聘魏野畴担任师部咨议兼政治处处长，直接参与重要决策。杨虎城仿效黄埔军校，在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聘请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魏又推荐共产党人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等担任教官，并介绍共产党员曹力如、张汉民等参加学习，为部队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学员陈云樵等人在学校里加入了共产党。

在杨虎城进行反围城斗争期间，杨在魏野畴的支持下，主张采取坚守西安的对策，毅然率军进入西安，开始为期8个月之久的坚守孤城之战。共产党员卫定一、黄平万、魏野畴、雷晋笙、吴化之及张秉仁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安被围期间，省立一中办起了暑期学校。共产党员赵葆华担任校务主任。王授金、雷晋笙、刘含初、黄平万等共产党员担任教员。同时，陕西地区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在反军阀的斗争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党团员人数突破千人。

杨虎城将军深明大义、救国图强的民族责任，使他笃信共产党的抗战大政方针，为其人生奋斗指明了方向。

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城不但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清党”命令，反而启用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在军中担任职务，任魏野畴为政治处长，胡英初为第1师政治处处长，曹力如为第2师政治处处长(兼中共10军党支部书记)，武勉子为第1师第2旅旅长。中共皖北特委在杨虎城的部队中成立之后，南汉宸任书记，魏野畴任组织部长，蒋听松任宣传部长。党员迅速发展到几百人。杨虎城向魏野畴保证决不清党，并庄重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将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特委的负责人很快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汇报。杨的挚

友魏野畴也表示愿意做杨的入党介绍人，还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信。虽然上海中央已经批准了杨虎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由于杨当时在日本休养，因通信联络环节出了问题，杨的这一愿望最终没有实现。经过党组织批准，杨虎城同共产党员谢葆真结婚。

从1928年开始，

国民党反动派陆续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杨虎城十分担心部队中共产党人的安全问题，在他离开部队准备去日本时曾对10军参谋长孙蔚如说：“这些朋友是我们请来的，纵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讲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

阜阳“四·九”起义失败，一批共产党员牺牲，中共10军军委出了叛徒，将全军共产党员名单密报军法处，这些共产党员已无法在第10军中立足。参谋长孙蔚如派孔从周将南汉宸、曹力如等负责人送到皖豫交界处释放。杨虎城在离开太和之前，要秘书共产党员米暂沉随他同去。特委的几位负责人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都到杨虎城的住所送行。稍后，杨虎城在上海接到太和刘集发生暴动，魏野畴壮烈牺牲，南汉宸等人被送走的来电，十分悲恸，潸然泪下。

痛失了朋友，入党又不成，使杨虎城感到十分苦闷。为了摆脱这些困扰，他接受朋友们的建议，于1928年初前往日本东京休养。

1928年11月，杨虎城从日本归国，在部队驻防山东期间，杨虎城先后任命共产党员纪子中为中校团副、陈子俊为少校参谋、董林哲为政治处科员、王菊人为中尉连指导员，并让王泰吉到孙蔚如旅长身边工作。下半年，杨部开往河南南阳，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先后派孙永康、南汉宸、宋绮云、冯异僧等到部队重建组织。

1930年10月，南京政府发布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任命，杨提名南汉宸为秘书长，将组织省政府的工作交给南汉宸。杨还接受南汉宸的意见，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有蒲子政、潘自力、李畅英、吕剑人、徐梦周、刘继曾、景瑞卿、亢心栽、原政庭、杜松寿、吴焕然、程士诚、魏斌辉、张子政、李建新、王汝昭、王曙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1930年底，刘志丹在陕北驻军苏雨生部作军运工作，因受人诬告，遭扣押，在我地下党员南汉宸、白冠五等通过杜斌丞的关系积极营救的同时，经杨虎城将军的批准，将刘志丹假释。在杨主陕期间，先后任命共产党员许权中为独立旅旅长，王根僧为绥署参谋处长，金闽生为宪兵营营长，童陆生为副营长，李木庵为宪兵营书记官，谢华为教官，徐彬如为咨议，张汉民为警卫团团长，阎揆要为特务2团团长，张希钦为步兵训练班炮队队长，崔孟博、崔仲远、谢祥荫、刘佛吾为省政府科长，蒋听松为西安日报社社长，宋绮云为绥署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总编。以上被杨虎城任用的共产党员，还不包括长期在部队中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如后来当团长的刘威诚等人。还有被杨虎城送往国外

留学的一些共产党员，如王炳南、江隆基、原政庭、潘自力、蒲子政、郭则沉、亢心栽等。

1935年5月，西安绥靖公署改建特2团，阎揆要任团长。各连队先后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当时在陕西临时省委工作的孙作宾通过陕西特委特派员姜旭与阎揆要取得联系，在谈国帆的掩护下将阎揆要送给红军的弹药运入苏区。

1936年9月，党中央派汪锋到白水转送周恩来给阎揆要的信，传达周恩来关于如何在17路军开展党的工作的谈话。汪锋和临时省委的崔廷儒一起主持建立中共特务第2团委员会，统一领导各个营、连、排的党支部和党小组的工作。特2团有共产党员200余名，被称为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杨虎城的宪兵营于1931年成立中共党委会，其中有一个同中央军委驻沪办事处直接联系的秘密组织——中共宪兵营支部。1931年秋中央军委派谢华来17路军。支部建立后，谢华任书记，金闽生、童陆生任支委。中央军委指示重建陕西党组织时，在宪兵营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员有谢华、徐彬如、李木庵。1936年8月，党中央派张文彬来到西北特支工作。同年9月，宪兵营改为特务营。杨虎城任随从参谋宋文梅为营长，副营长先后由谢晋生、席珍儒担任。全营党员约60余名。西北特支于1936年12月25日值陕西省委成立时撤销。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组织在西安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莲湖食堂。由于缺乏资金，便由宋绮云出面，请杨虎城帮助。在杨将军帮助下，莲湖食堂前后存在有近10年之久，为党的联络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虎城将军痛恨腐败、反对专制的政治抱负，使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其理想追求增添了不竭动力，并矢志不渝。

杨虎城将军主张抗日，反对内战，与蒋介石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同红军有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杜斌丞同共产党员徐梦周、武志平商量，决定由杜斌丞向杨提出与红军联络的建议。1933年4月，武志平随38军军长孙蔚如前往汉中。在杜斌丞暗示杨已决定与红军友好联络后，孙蔚如与武志平决定武赴川北找红四方面军联系。1933年5月，武志平到达红四方面军的川北驻地两河口，会见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并将所带物品交给了傅钟。

武志平在两河口先后会见了张琴秋、曾中生、郑义斋、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当时，徐向前在前方指挥，由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商讨决定，派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为红四方面军代表，出使汉中联络议和。

6月5日，徐以新返回部队汇报，24日再次到达汉中，双方达成了以巴山为界，双方互不侵犯；配合打胡宗南；红军可设交通线，17路军可提供一些物资的秘密协定。孙蔚如向杨

虎城将军密报会谈结果：“大门叫开，何以待客？”杨虎城电复：“举杯！”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该宣言系统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集东北军、17路军进攻陕甘苏区。11月的一天，贾拓夫通知汪锋到富县去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要汪代表红军同17路军谈判，并叮嘱汪锋，对杨虎城要多鼓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情，我们的口号是“西北大联合”。

汪锋带上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前往关中特委所在地。经过艰难曲折到西安，向杨虎城呈上毛泽东的信，并转达了毛主席向杨将军的问候。谈话中汪锋解释了红四方面军进攻宁强，红25军错杀张汉民，红军如何帮助东北军和17路军三个问题，杨听后表示理解，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建立“西北大联合”的政治主张。

汪锋同王世英返回陕甘苏区，到陕北后王世英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央决定叫王再同杨谈。王世英到韩城见杨，说明中央同意杨将军的意见。党组织还安排与杨有世谊关系的王炳南从德国回国。王炳南一回到西安，杨虎城即约王到三原县东里堡的

别墅密谈了两天。杨愉快地对王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士已有接触，但素不相识，谈话难免有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无话不谈了。”

经过南汉宸、王世英、汪锋、王炳南代表中共中央陕北方面，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先后同杨虎城谈判。1935年底，达成反蒋抗日的秘密协议。杨虎城从而成为第一个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再次到西安，先后同杨虎城、王菊人商谈，达成了互不侵犯等一系列口头协议。

同年8月，共产党员孙作宾去苏区时，孙蔚如要孙作宾给党中央、毛泽东捎话。孙到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汇报了陕西省委连遭破坏和杨虎城、孙蔚如愿意建立联系，互不侵犯，互给方便的政治态度。临别时，毛泽东还写信给孙蔚如。孙作宾顺利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沧海桑田秦地惊雷撼乾坤，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最终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成为永远值得怀念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前一周，1936年12月5日，毛泽东派李涛持函去见杨虎城，提出联合救国等四条大计，这些条件都先后逐一实现。

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杨虎城将军和17路军联合抗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自做工作，西北局、陕西省委、军内党组织共同努力，党的工作与民主人士的工作，结合上层军官的工作与基层士兵的工作相结合，部队与地方的工作相结合，统一战线与武装工作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毛泽东称赞以17路军为前身的38军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典范”。这些都是杨虎城将军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打下的良好基础。

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关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对到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杨虎城一生中参与的最壮丽的伟大事业。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1937年6月至11月，杨虎城将军被迫出使欧美“考察”。

1937年11月，杨虎城将军回国时，曾计划以赴苏联考察为名，假道苏联然后经蒙古再入陕。但由于种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不久即被蒋介石囚禁起来，直到1949年9月被杀害，长达12年之久。囚禁期间，杨将军备受折磨。蒋介石曾派戴季陶、朱绍良、戴笠等前去劝降，劝他能“悔过”，揭发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欺骗，这些伎俩都被杨虎城将军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中国共产党为营救挚友杨虎城将军也历尽艰辛。在两次国共和谈中和政协开会时，以及每当纪念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都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要求。

杨虎城将军遇难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发了唁电，赞扬杨虎城将军的丰功伟绩。重庆、西安、延安等地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千古功臣，永远值得怀念！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王中新 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