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999年）是父亲冥诞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回想他一生的事迹与他对我们后辈的教导及启示，引起我无限的追思及怀念。1954年3月父亲由美国去台北开会，同月我由纽约绕道法国返回祖国大陆。那时他的身体很好，我也还年轻，觉得以后总能再见到他老人家。不期八年后他在台北病逝，纽约一别竟成永诀。父亲在世的后来几年虽未和我通过信，但从母亲由美国的来信中知道他的健康还好，仍一如既往地全心致力于教育工作，并常关心我在大陆的情况。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

父亲自幼家境清贫，作为五个兄弟和三个姊妹中的长兄，他帮助父母抚养弟妹，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以后在求学及工作锻炼中，他成为一个谦虚、勤谨、忠诚敬业和责任心很强的人。他少言寡语、慎思熟虑，但也颇有幽默感。我们姊弟五人都很敬爱父亲，虽然他对培养我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非常认真，但他不是一位严父，对我们从不训斥，而是身教胜于言教。他的一言一行在子女眼里成为家中的规矩与典范。

我们姊弟小时，每餐各有一份饭菜，每人必须把盘中菜吃完后才能再要喜欢的菜，这样大家养成了不挑食不浪费的习惯。父亲很喜欢整洁，常给我梳头，总是一手托着我的下巴，一手梳理。我后来也照样给妹妹祖芬梳头，祖芬觉得托着她的下巴太痒了，就说“我自己托着吧”，这事后来在家中传为笑谈。我上小学时开始学集邮，和姐姐们喜欢到父亲的抽屉里去翻他的旧书信、找邮票，父亲曾说过我们。但有一次我还是去翻找更好看的邮票。父亲回来后虽然很生气，还是很平静地问：“上次是没有听见还是忘了？”我实在很想要那些邮票，就说了实话，父亲在我保证不再来乱翻以后又给了我几张邮票。

我们上学之前，父亲教过我们读书写字，后来由于他工作忙碌，和我们在家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教导我们的机会也更少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内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父亲主持联大的日常事务，工作异常繁重。当时我虽和他同住一室，但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早上我上学很早，中午回家吃饭时他还未回来，他下班后我又走了。晚上他常需应付各种公务应酬，有时一晚上有两三个约会，直到很晚才回来，我们姊弟都已入睡了。那些年代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昆明，联大的师生都到校舍北面的山坡坟头间去躲避，当时称为“跑警报”。常常只是在这种场合，我们才有机会和父亲多说几句话，然而大部分时间他还是沉默地想他的公事。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感到万分遗憾，那时竟没能和父亲多相处些时刻，没能多知道点他的见解和主张，他的思想与信念。我实际上是在成年以后，从热心于他的教育思想研究的作者笔下对他才有了多一点了解。

二

父亲出生于19世纪的80年代末，成长于清朝丧权辱国使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的时代。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深切体验到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深重灾难，父亲属于这一代醒悟到要救国图存必须放开眼界追索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人。他青年时期上过天津的南开学堂，受业于张伯苓先生，得到新思想的启发，1909年考取利用庚子赔款派送留学生的第一批名额，到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去留学。1914年毕业于电机工程系，归国后即在清华学校工作，后来利用教师休假年在芝加哥学习物理，获硕士学位。在清华他从教学到行政，担任过许多不同职务，逐渐坚定了他办教育的决心。1925年清华改制增办大学部，他任教授兼教务长，对如何将清华办成一所一流大学作了深入的思考。这时他发表了《清华的教育方针》一文，同时发展了清华国学研究院。1931年他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后，坚持民主办学、学术自由的方针，以他一贯廉洁奉公、公正严明的作风，受到全体师生的欢迎和敬重。他在学校工作近五十年，直至1962年在台北逝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两地清华的创建与发展，成为清华唯一的终身校长。

父亲曾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一语来描述他对清华的热爱。是清华培养了他，加深了他的思想及认识，增长了他的能力及才华。正是他对清华的深厚感情使他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情况下，皆义无反顾地为清华的事业尽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就任校长以前，清华还是一所新办的大学，各个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当时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先后派了官员来当校长，有几位遭到有民主自由传统的清华师生的拒绝，有的被拒之门外，有的被师生轰走了。最后还是从学校中选出他这位得到大家支持的教授来担此重任。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先生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民国十九年冬，我当着教育部长，那时清华大学罗志希先生坚决求去，梅先生在美国任清华留学生监督，我去电请其回国掌管清华校务，他最后终于同意了，任职一直到现在。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他当然尽了不少的力，这是我在教育部长任上最满意的一件事。”

1931年父亲在就职典礼上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其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不能邀准，而且本人又与清华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作，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能无罪于清华足矣。”从这些坦诚的话中，不难看出他对任务之艰巨有着很清楚的认识，而且也表现出为清华服务的信心。

在这篇演说中父亲谈到了他教育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或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还是后来在新竹的清华，办学的目的都是围绕这样的核心思想：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他很早就看到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他为此坚持了两项措施，即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他提出了有名的“大师”说。在一篇文章中他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主张突出了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把他们的作用提高到绝对的高度。此后清华大学延聘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一时清华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无与伦比，他们使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实并发展。大师的作用不仅在抗日战争以前国家形势相对平静、学校物质条件较好时的清华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使在抗战的困难时期，物质极其匮乏，根本不存在“大楼”的西南联大也起了极其辉煌的作用，其中也包括了若干位外籍教授，如温德、燕卜荪、葛邦福等。在清华及后来的西南联大，一届一届的毕业生担负起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对我国的文化及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后来在台湾建清华大学时，父亲也贯彻了同一主张，那时在美国的清华校友（许多已是著名的学者）纷纷来到新竹贡献他们的力量。父亲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应该说，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者。

在这里应该提一下父亲对于应用科学的关注。当时有不少学者提倡科学，但科学对于他们只是寻求真理的一种方法，而父亲更强调应用科学（工程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在工学院的建立上父亲倾注了最多的精力，使清华成为综合了两种体制的新型大学，即兼有以人文科学为主的哈佛大学和以技术科学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特点。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开拓之举，当时在西方国家也不多先例。

1940年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父亲在母校工作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公祝会，他对于自己的成绩说了这样的话：“……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个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有这许多老同事，同心协力去做，才有今日……在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次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他很清楚，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群策群力、各司其职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人单独的功劳。确实，如果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能使每个毕业生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无论他在领导岗位上取得多少成绩，受到多少赞扬，他也只应感到是“与有荣焉”。

父亲的谦虚朴实，是他的同事所共知的。1941年在他五十三岁生日时，顾毓琇先生写了一首诗来祝贺：

天南地北坐春风，设帐清华教大同。

淡泊高明宁静志，雍容肃穆蔼和衷。

诲人自有宗师乐，格物原参造物功。

立雪门墙终未足，昆池为酒寿高松。

父亲也回了一首诗：

敢言程雪与春风，困学微忱今昔同。

廿载切磋心有愧，五年漂泊泪由衷。

英才自是骅骝种，佳果非缘老圃功。

回忆园中好风景，堂前古月照孤松。

今天回顾起来，是否也可以说，他这古月堂前的孤松，也确实为清华增添了不少景色。

如何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如何培养一个现代国家所需的人才，使清华成为有自己风格与特点的大学，父亲对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作了研究比较。古希腊哲人自苏格拉底提出“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的主张以来，其门徒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来众多的思想家发展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体制，形成近八九百年的西方学院制度，英美及欧洲大陆的现代大学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其精髓所在是希腊哲学所包含的学术自由与民主思想，这是西方文明与科学技术昌盛发达的关键所在，也是他认为我国大学移植西方大学制度所必须保持的精神。他曾写过：“西洋之大学教育……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人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之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但是父亲也认为儒家思想与促成19世纪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希腊哲学有所不同，他说：“孔子在答子路问君子时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他说：“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人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智理方面之修明为己足也。”

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同时，为“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会聚着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有的校友在回忆他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他在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会了始终保持不变的希腊及西方学术自由与民主法治思想，甚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也在清华得到有力的贯彻。当时规定所有学生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一时清华在华北大学中成为一所体育强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到西南联大以及复员后的清华。对于青年学子，他采取了西方的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模式。这种教育要求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更应受到贯穿在整个大学课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能融会贯通。他曾说过：“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

三

父亲终身供职于清华，他的很多观点来源于清华的优良传统，他的很多开明主张使清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最体现民主办学精神的就是当年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它包括三个机构：一是承担学校日常行政责任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学院院长组成；二是教授会，由全体教授组成，对学校的各项事务进行讨论；三是评议会，由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加上教授会选举的七位（后来发展成九位）代表组成，凡学校的重要事务，如聘请教师、学校规划、制度改革等，都需评议会决定才能施行。

旧清华在20年代后期，因为学校领导人选更换频繁，曾发生过多次教师学生拒绝领导而自行管理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有了教授治校的基础，到了父亲主持清华事务后，充分发挥教授治校的作用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体制。当年清华大学的用人制度很讲求机构精简，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学校很多的专门性任务都交给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去研究和办理，委员会根据需要有常设的，也有临时性的（任务完成后即结束，有新任务时再另组织），这是一种很好发挥教授主导作用的办法。在抗战以前，据说曾有过三十四个委员会，老教授赵访熊先生就说过他曾参加过十多个委员会。

父亲主持西南联大的八年可能是他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首先昆明当时虽处战争后方，政治形势并不稳定，国民党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不断加剧，进步势力的影响逐渐扩大，学校环境很不平静。其次经多年抗战的消耗，后方的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学生和教师的生活均极艰苦。再就是敌机的连年轰炸，打乱了正常生活秩序，也造成直接的物质损失（联大校舍多处被炸毁）。1941年他在一次会上说：“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这段话表明他在处境维艰时之勇气与毅力。

他和大多数教授都提倡不给学生灌输某种政治派别的思想，而应培养他们个人判断能力，使他们依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的取舍与政治方向。对青年学生向政府进行的抗议活动他则尽力给以保护。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数次来学校捉拿进步学生，他在学校事先得到“黑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逮捕。1941年在昆明发生了学生“倒孔”风潮，当时父亲多次走访云南省政府领导人，进行疏通工作，才避免了学生游行时发生意外。

父亲也重视我们姊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昆明我们先后都上了西南联大，后来都有就业的选择，父亲认为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应该有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他对我们自己的抉择十分重视。虽然他担心我们离开家庭以后可能发生种种问题，但他不表露出不放心的样子，也不作过多的说教。我在青年时期有过两次重大抉择，决定了我以后的生活道路。父亲对我的选择其实并不完全同意，但为重视我的意向，最终给以默许。

第一次是1943年秋我决定弃学去当军事翻译员。当时西南联大和另一些高校刚作出征调四年级学生参加军事服务的决定，那时我才上二年级，不属征调范围，但我和我同班的同学出于爱国热情，要去志愿参加。父亲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动荡，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望我先把学业完成，报效国家以后尽有机会，但由于我很坚持，他即未阻拦。我在军队服务时间较久，学业因而耽误了三年。不过在服务的后期，被派调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得到机会在美国继续学业。1949年我在父亲的母校吴斯特理工学院本科毕业，为这件事父亲后来还算满意。

第二次就是1954年我决定返回大陆。在全国解放后父亲已在美国纽约暂居，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一起。此前有不少留美学生回到了大陆，并传来了很多解放后的情况。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筹划远行，他虽然未动声色，但显得出心中焦虑。后来还是重视了我自己选择前途的意愿，只在为人处世的道理上对我作了些规劝，而对我的行动却给了默许。我回到北京后不久父亲即长住台湾，从那以后没有再给我写过信，但从母亲由美国来信中知道父亲得悉我回到清华母校任教后感到欣慰，对我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情况很是关心。

四

父亲于1948年12月离开北平南下，次年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1950年初到美国，在纽约华美协进社内管理清华在美基金。台湾当局曾多次欲动用清华基金，但父亲始终坚持了基金的办学用途。后来和台湾当局商定了在新竹建立清华研究所，进行自然科学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

1956年10月新竹清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1957年9月新竹办公楼启用。1965年，在父亲去世之后，台湾教育部门在新竹成立了清华大学，招收本科生，1969年第一届学生毕业。

在台湾几年，父亲虽年事已高，但仍为科学和教育事业奔走，最后因工作过重，简食少眠，积劳成疾，于1959年9月病倒，不能正常工作，1960年2月辞去所有职务。

父亲于1960年7月在台大医院作前列腺手术，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已不能长久，靠大量输血延续生命。以后病情不断恶化，终于1962年5月19日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曾与父亲同住台大医院的胡适先生先他两个月辞世而去，对他的心理打击很大）。父亲的一生，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清华的事业，可谓鞠躬尽瘁矣。

父亲在台北去世后，葬于现在的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学校修建了墓园，取名为梅园，每年都有师生校友前往吊谒致敬。在台湾学界以及社会人士均推崇他为教育先导，备受各界的尊敬。

1989年为父亲诞辰一百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了纪念会，由海外校友捐赠的半身铜像同时揭幕，海外不少校友发来纪念函电，《校友通讯》刊印了纪念专栏。

1996年我经过多番努力，才首次得到机会到台湾访问，在新竹由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先生和老教授张昌华先生（当年建设研究所的总工程师）陪同，在父亲坟墓前行礼，献上迟到了三十四年的一束鲜花。

1999年11月

（作者为梅贻琦先生之子，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教授，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