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阳里的老人

客厅里温暖静谧。春日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帷洒在地板上，洒在书桌上，洒在散乱的报纸书页上，也洒在沙发间沉思不语的张岱年先生身上。每日午后小睡起，95岁的张老都会在读书倦怠后长久地陷入沉思，任日脚缓缓地从东向西。今天，我们的来访打破了他的沉思与书斋的宁静。

张先生于我是“景行行止”的高山。初见先生，满怀崇敬之意的我惊讶老人身体的健旺。他虽九十有五，已须发皆白，但满头银发向后梳理得一丝不乱。双目有神，几茎寿眉在眉梢高挑。眼角额头的皱纹舒浅，稍显松弛的脸上也看不到老人斑。老人的背有些佝偻了。当他颤巍着拄杖欲起时，北大哲学系的王东教授一步抢上前去搀扶他坐好。我们依次见礼，送上鲜花，也送上问候与祝愿。

老人把我们奉上的杂志凑到没戴花镜的眼前，用手抚着封面上的字细细地读了一遍，连说了三遍“谢谢！”他扣好颏下的领扣，挺直身子，欣然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拍照。

采访中方知，张老耳虽稍背，但仍不用助听器。眼早已老花，每天仍要翻阅报章。指着桌上摊开的书信和《书品》、《三点论纲要》、《汉字文化》等书，张老说：“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前几年还能写点东西，现在只能温习旧书，看新书解闷。脑子不会想事喽，不会想事喽。”

烈士暮年，夕阳晚照。张岱年先生的确老了。可思精研深的一代宗师竟在95岁高龄时以不能思考、不能著述自憾自责，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看着老人书橱中那几欲等身的著述，我们无法慰藉，无语应答面前这位世纪老人、学术泰斗，心中只有更深的感动和尊崇。

思考•求索•唯真

如同所有的哲学家都善于思想、思考、思索一样，张岱年先生特于“静默好深湛之思”。他从少年时代就“会想事儿！”，养成了致思之习。家学渊源的张岱年先生从读中学开始就研读中国古代哲学典章。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及清代学术著作常是案头枕旁之册。大学时期，在兄长张申府的引导下，他大量地研读了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英文原著和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唯物主义哲学译作。在辟才胡同南半壁街那个普通的四合院里，每晚夜读掩卷之后，面对一豆跳跃的灯火，或仰望“青冥浩荡不见底”的星空，青年时代的张岱年先生经常沉思上一两个小时。他在沉思中或与先哲对话，或自问自驳，思天地万物之本源，人生理想之归趋、各派哲学思想之短长，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哲学。

兄长张申府不仅是张岱年先生的学术引路人，还介绍他认识了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哲学前辈。张岱年时过叩访，虚心求教。这位年轻人的见解深得慧眼识炬的前辈们的赏识和称赞。冯友兰先生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道：“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从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笔下时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

1933年的《大公报•世界思潮》对他的《论外界的实在》加的《编者特记》中写道：“季同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做出这等文字的青年，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

张岱年赞佩“大同”，力图实现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以“季同”为自己的字。在20-30年代，他署名张季同，先后发表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

在这些文章中，他阐发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人本思想，尝试着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理论上将现代唯物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他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

1933年，24岁的张岱年受聘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上一世纪的30-40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更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面对城头数年一换的军阀战旗和日寇迫近，国土逐年沦丧的切肤连心之痛，青年时代的张岱年深感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

张岱年自知自己既无实业救国之才能，又荷不动保卫疆国之枪械。这一介文弱书生要磨砺思想的剑矛，以唤醒麻木的国人，拯救积弱的祖国。他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焚膏继晷，专研中国传统哲学。从1935年1月起，到1936年7月止，历时两年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

这部副题为“中国哲学问题”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一改以人物编年为序的写法，采用以哲学问题的范畴为纲的横向写法，首开风气之先。采用这种写法无疑是自我挑战。因为这要求作者对浩若烟海的古籍典故有过人的辨识、分析和梳理能力。张岱年对中国几千年来先贤哲人关于宇宙人生的浩瀚思想析缕剖丝，选出他们讨论的哲学问题，分叙其源流发展。为显示中国哲学之整个条理系统，分别以《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加以整理归纳。用张先生自己的话说：“部类之分别，问题之厘别，处处须大费斟酌。尤其是事属草创，困难就更多。”

这部力重千钧的大作不仅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的内涵与歧义进行了明确的分析，对概念、范畴的发展演变及各派学说之间的相反相成、交光互映进行阐发诠释，更着重讲述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学，凸现古代哲人的唯物论学派主潮，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优长和缺失做了评议。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用逻辑分析和辨证方法撰写的中国哲学范畴史，气势恢宏、结构严谨。它和后来成书的《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等共同构成了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体系。

此部民族危难中写就的大书命运多舛，书的每一页都几历浩劫，才得出版。浓缩着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承受的种种苦难。

《中国哲学大纲》于1936年完成后，张岱年请冯友兰先生审阅。冯友兰先生充分肯定后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接受后立即付印。

不久，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了北平。家住城里的张岱年先生一时与清华失去联系，未能随校西迁。他从此深居简出，靠往日积蓄和父亲留下的微薄遗产清苦度日。因不肯事敌，生计艰窘。战火南延，上海沦陷。《中国哲学大纲》的出版渐成泡影。

1943年，私立中国大学的校长何其巩深知《中国哲学大纲》书稿的分量，力邀张岱年先生到校讲学，一方面书稿可以印成讲义，避免在战乱中失毁。一方面可有微薄收入养家资口。于是蜗居中的张岱年先生走上讲台，为青年学子讲授老子、孔子、庄子……。在那段苦难的日子里，唯一能让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国哲学大纲》终于得以第一次排印。内心却深愧未能荷戟上沙场，与民同抗战。

1948年，商务印书馆旧事重提，函告张岱年先生准备将此书付梓，请再做修正。喜出望外的张老做了19处2万多字的增删改写后将书稿寄沪。可内战之火重燃，出书之举又一次被搁置了。

1956年，商务印书馆在归检旧库时发现1936年制作的《中国哲学大纲》纸型完好无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第三次提请出版此书。可此时的张先生已因为“说了几句真话”，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至今张岱年先生还非常感谢有胆有识的商务印书馆负责人陈翰阳同志。是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出版了这本《中国哲学大纲》，但封皮上只能变通地署上“宇同”两字。无人知晓“宇同”是谁，因为那是张岱年先生的别字。新书印成之日，张先生悲喜尽来，苦甜相加。喜的是20年前写的书一波三折，几历劫难，终得出版，学术思想能被传播。苦涩的是，自己头顶着“右”派的帽子，不准上讲台，不准搞研究，不准思考，不准著述。这种日子何时是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请张先生再做增补于1982年再版此书。这部博大精深的学术巨著才再见天日，得以署上作者真名实姓——张岱年。

这一年，他已73岁。

此后，该书两次重印。

老树逢春著新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70多岁的张岱年先生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如再获新生。在“科学的春天”里，他迎来学术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

被迫禁了20多年的思想又得以自由地流淌。被锢锁了20多年的大脑重新迸射着思索的电花。为补回被耽搁的岁月，张先生手不释笔，案前灯火夜夜接朝霞。张先生不舍日夜地思与学，述与作，以成巨卷，传示后人。

仅在1982-1990年这短短的8年间，他问世的著作就有《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求真集》、《玄林评儒》、《真与善的探索》、《文化与哲学》、《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90年代又出版了《张岱年文集》6卷本和《张岱年全集》(8卷本)。

张岱年先生青年时代便“有略其耜，叔载南亩”，而今又已“截获济济，有实其积”，以《中国哲学大纲》和《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两部煌煌著作成就其学术地位。但面对斐然的成就，耄耋之年的张老并没有歇笔，更没有歇思，在两次文化大讨论中，与时俱进地力倡综合创新论、民族精神论。

如果说50余年前他写《中国哲学大纲》是年轻时对自己的挑战，这回则是人生的再次冲刺。

拂去岁月的浮尘，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我们就会发现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所做哲学探索工作所具有的独特性、创造性和超前性。他当时的思考可分为两个层面：哲学层次的综合创造论和文化层次上的综合创造论。

1936年，张岱年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提出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睿识。

方克立在《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之路》中认为：张岱年先生所谓“唯物”，首先是指“五四”前后传入中国的“新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同时还要吸收中国固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将两者结合起来。他所谓“理想”，是指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与人生哲学，特别是其理想主义的优良传统。他认为这是中国哲学之所长，应继承、修正而发扬之。他所谓“解析”，是指西方实证派哲学的逻辑解析方法。这是西方哲学之所长，中国哲学之不足，而为发展中国新哲学之所必须。将以上三个方面综合于一，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这就是他为中国哲学的更新、转型探索出的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也就是综合中、西、马而创新中国哲学之路。

多年沉潜，专务沉思。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文化讨论中，坚守自己思想阵地数十载的张岱年先生又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半个世纪的探索与思考，使他的综合创新论有了重大的发展。

在中国文化走向问题上，他针对“现代化=西方化”的流行思潮，批判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也批驳了全盘西化论的变形——体用二元、相互割裂的西体中用论。他反对传统复归论，独树一帜地提出走综合创造的新道路，他在《关于中国本的文化建设》中主张“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

在“综合什么”、“怎么综合”的问题上，他提出对中国古典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这三大文化主流，在辩证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在辩证分析——中西比较——消化——重新整合中，突出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突出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主流中的良根性与活东西，突出新形势下中西文化汇通综合的趋势。

在创造什么、怎样创造的问题上，他主张“中国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世界新文化”多级目标，并提出“继承、选择、综合、批判、发展、探索”的综合创造基本环节。

直道而行的张岱年先生“丹青自知老已至”，更知道综合创新理论的基本思想虽已初具轮廓，但在理论上还未能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当务之急和迫切目标做出理论上的科学概括，未能立足中国国情做深入具体的分析，未能对中国现代化的新文化与新经济、新政治的相互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他把这一系列尚未完成的工作寄望于后来人。

耕耘在上庠 桃李竞芬芳

1978年，北京大学开始重新招收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张岱年先生主持考试，录取了程宜山、王德有、刘笑敢、陈来、吴琼等十位清俊之才。

1982年，张先生担任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导，取陈来、刘笑敢两位博士生。在先生的教诲下，这些学生已大多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新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

程宜山是张先生的弟子之一。他好学深思，对先生的思想深知其意。毕业后立志承继先生的衣钵，发挥扩充先生的思想。在综合文化创新研究方面师生共同做了大量工作。先生对程宜山也抱有厚望，可惜英年早逝。在追悼会上白发人送黑发人，80多岁的张先生洒泪送别爱如子侄的得意门生。

在授业解惑之余，张先生常向学生讲“颜李”故事。他说，清初有个颜李学派。他们这一学派的学说是由颜元首倡的，可是发扬光大却是靠了李土恭。张老深望弟子们能发展综合创新论，在理论上有更大创新，影响能更大一些。

在提携后生方面张先生是不遗余力的。90年代以来，他与北大哲学系王东教授曾在一起多次探讨怎样进一步发展综合创新文化观，还一起发表了《中华文明的综合创新与现代复兴》一文，引起了重大反响。王东教授亦十几次登门求教，拜张老为师。

世纪之交这几年，王东同志潜心研究综合创新这一课题。几年前，曾以两三万言的详细提纲见示，征求张先生的意见。张先生不仅充分肯定，还向出版社写了推荐信。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王东教授终于拿出了《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这一极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张岱年先生真高兴啊。95岁高龄的他不仅亲莅《中华文明论》的学术研讨会，以示祝贺并发言，还写了书评：“综合创新的学术力——评王东新著《中华文明论》”。在《光明日报》上撰文“综合创造文化观的运用”，从六个方面对王东教授的著作做了全面评述。

刘鄂培先生曾听过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科学”。他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写道：“在一个能容纳100多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有北大的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还有北大、清华、人大的教师。偌大一个教室，无扩音设备，连续讲两个小时，即使是年轻教师也会感到吃力，何况岱年师已过七旬，还患有心痛病，不时发作。岱年师登上讲坛，服一次药，讲十来分钟;再服药，再继续讲……在座者无不为岱老精彩的讲课、坚韧的毅力所慑服。课毕，全体起立，报以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一位青年学子在网上帖子上写道：“我知道您一定不会看到我的这么几句话，因为您的年纪大了。但是作为您的晚辈(应该是晚了两辈)，我是深受您的思想的影响的。您的《中国哲学大纲》的条分缕析的功夫让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地赞叹，您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更是直接影响了我稚嫩的哲学观。现在我正在翻您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一书，它可看做是您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的补充，加在一块，等于帮我复习了一遍中国哲学史。而且我对您对中国哲学的深湛见解佩服不已，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他让我这样的年轻肤浅而狂妄的后学汗颜和羞愧不已。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是本科生乃至硕士生，大多连一些基本的中国哲学原著都没有读过，就常常不知深浅地大发议论。而您在小时候就已经熟读《四书》、《五经》了。可惜您还是老了，不然您一定还可以为中国哲学的体系化、理论化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一直到现在提起中西哲学的对比时，常常感到中国哲学的散乱和不成体系。因为我坚信，人们认为的中国哲学的样子只不过是因为它还没有被体系化、理论化而已。而这，正是由于缺少像您这样的哲学工作者的努力的缘故。我相信，有了您这样的大家的努力，中国哲学比起西方的哲学来，一定是毫不逊色的。让我衷心地祝您长寿吧！”

北大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光武教授一听记者提起张岱年先生，便说：“他是我的好老师，道德与文章都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冯友兰曾评价说：“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原党委书记王学珍说：“张老是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看中国哲学史的。他首先是一个有自己哲学思想的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个有独特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中国哲学史史家。1957年的反“右”和“文革”中的横扫都触及了他。先生虽然历经磨难与坎坷，可在哲学上多年一直信持辩证唯物论。在政治上，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在82岁时入了党，把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必然归向。难能可贵啊。”

张岱年先生自己说：“通过对一百多年中国近代史的考察，我还是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废除阶级、取消阶级压迫，这是人类几千年的崇高理想。如何能说体现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废除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更优越呢?几十年来，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确实有许多严重的失误，但都是由于具体措施的不当，而非原则上违理”。

张岱年先生是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1957年戴上的“右”派帽子，1978年才被平反摘掉。“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被抄家，住牛棚，去干校……20多年被剥夺教学和搞学术研究的权利，但他并没有因个人的遭受大厄大辱结怨于党，而是经理性的思考，认为是“具体措施的不当，而非原则上违理”。张老年轻时赞佩“大同”理想。老年时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最终归宿，且一经倾心，一生不变。先生之志、青云不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仁者寿

10年前，80多岁的张岱年先生告别了讲坛，不再授课了，但他并没有停止思考和工作。除撰写论文，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外，他还写了随笔《晚晴集》，整理出版了《张岱年文集》8卷本，担任了一些学术研究组织的领导职务，只要是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事，或求序、求字找到老人，他全不拒绝。

今年5月23日(夏历四月初五)是张岱年先生95华诞之日。届时，北京大学将举办张岱年先生的祝寿会、学术研讨会和从教70年的纪念会。我们写这篇文章就是想告知那些崇敬、关心、关注张老的人们，老人的近况如何。

当我们为送照片再一次踏进张老的书房里，见张老依旧如前日般在桌前静默有思。张老在想什么呢?是在回忆陈年旧事吗?是在追思他的前辈吗?是在思念先后谢世的老朋友、老同事吗?是在为弟子们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吗?问老人，老人笑而不语。

他对来看望的陈来教授、王东教授等人说：“综合创新论的工作靠你们做下去……”。

他欣然为笔者题词：“综合创新，办好期刊。”我们知道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年迈之后，文思不再丰盈，拟著未竟的《天人新论》、《关于本体论》、《人生哲学》等书，已无力完成。

我们也知道，张老曾用孔子的话勉励学生：“后生不畏，焉知来知之不如今也”?他乐观地改陈子昂的诗句为:前既闻古人，后亦观来者，念天地之长久，独欣然而微笑”。

张老有一子，张尊超，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儿孙辈亦术有专攻，学业卓然。

张老的夫人冯让兰女士是冯友兰先生的堂妹。1935年与张老结婚以后，两人携手70余年，相濡以沫，感情甚笃。老夫人已因病卧床多日。望着半开着门的卧室，张老忧心忡忡地喃喃自语：“你怎么起不来了呢?你怎么还不好呢?”伉俪情深，尽露其中。

张老的目光移向窗外。窗外不远处是北大校园。那里阳光灿烂。老松苍翠，幼柏挺拔，共沐春风。

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

张岱年先生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官，只唯实。多年在中学中坚持思与学的统一、知与行的统一、述与作的统一。他不但是得到广泛认同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倡导者，走过的学术道路更是一条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为后人树立了为师与做人的光辉典范。他的哲学思想对新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孔子曰：仁者寿。

我们衷心祝愿这位世纪老人寿比青柏寿如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