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当代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巨将”的江上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归，曾担任三亚市副市长，是公认的中国城市建设的先驱者，也是国家大飞机项目的启动者之一。2011年6月27日，他在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任上病逝，享年64岁。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不仅为介绍江上舟的巨大贡献，更为介绍他的崇高品格，于春节期间播出这部记录江上舟生平的纪录片。

“54岁时，他患了肺癌。但生命的最后十年，竟成为他一生美妙的绝响。在与病魔不屈的抗争中，他为今天的中国推进了大飞机、集成电路等大科学项目，也留下了一种实干、精进的品格。但他的名字，是在他去世后，才被更多的人认识。”这是纪录片《江上舟》开篇之语中的一段话。

作为上海SMG纪实频道的一档有影响的人文性品牌节目，《大师》栏目已播出了百年中国100多位在各个领域开风气之先，在中国的实业、科教文化等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

与此前聚焦近代人物如马相伯、严复、陈寅恪等人物风格迥异的是，今晚上海纪实频道《大师》栏目将播出的人物纪录片首次把目光聚焦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中国留学生身上——当代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巨将”江上舟。

《大师》栏目总编导表示，《江上舟》在《大师》栏目创下多个第一：这是制作了100多部大师纪录片的《大师》第一次为共产党干部立传，也是第一次关注新中国培养的人物，同时是第一次关注当下去世的人物。片长72分钟的《江上舟》将于1月29日(正月初七)21：30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播出。

“他长久地影响了中国”

出生于1947年的江上舟既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和第一代闯海南的人，也是第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市长，曾留下“找市场，不要找市长”的名言。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更是在与癌症抗争的同时，积极推进着中国的大飞机、集成电路等大科学项目。他于2011年6月27日在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任上去世，业界顿时惊呼“集成电路产业的巨将陨落”，也有人在盖棺时刻誉之为当代中国的“战略性科学家”。

江上舟逝世后不久，上海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经过多方考虑后于2011年9月开始策划人物片《江上舟》。《大师》总编导王韧告诉早报记者，其实他们最初对江上舟是否符合《大师》的标准也心存疑虑，毕竟《大师》所做的人物纪录片都是清末民初以来标杆性的人物，如马相伯、陈寅恪等，但真正采访下去，所有的编导都发自内心地敬佩江上舟的人格魅力，他说：“《大师》栏目是写为民族的复兴想了一点问题，出了一点主意，做了一点事情，并把这三个一点坚持了一生的人。并且，那个‘一点’长久地影响了中国。而江上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王韧坦言：“之所以将江上舟列入大师的名单，是因为他的一生始终倾注于对城市建设和中国产业发展的思考和努力。十年间，在和病魔赛跑的过程中，他为国家筛选出大飞机、集成电路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重大战略专项，为上海布局半导体装备、太阳能、第三代移动通讯等重大战略棋子，促成一个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零的突破。”

据悉，这次制作《江上舟》，也是到目前为止《大师》栏目采访对象最多的一个人物。采访对象上至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下至普通的村支书和江上舟的司机、秘书等，节目组几乎成了总动员工作状态，采访了近30人。

在《大师》栏目之前，江上舟在海南工作的十年很少被媒体报道，也因此很少为人们知晓。但这次《大师》栏目用了将近一集25分钟的篇幅来讲述这十年。

“随着我们采访的深入，我们发现，江上舟是中国城市建设的先驱者。”王韧说。在三亚，江上舟首创中国第一个土地交易中心，提出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的论断。而江上舟把亚龙湾打造成公共海滩的理念，就是今天已广为人们认识的城市公共空间。在洋浦，江上舟提出了著名的口号，一是按国际化办事，二是与世界经济接轨。洋浦的试验是超前的。公务员招考、集中采购、公共财政等中国一系列行政改革都是在洋浦发端的。

许多人回忆他，说的最多的是他的开创性，三亚的实践几乎就是中国城市建设的方向。城市的公共空间，土地使用制度的创建，明天城市的概念，今天已为人们推崇。

博士市长的“书生意气”

1979年，江上舟赴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求学。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八年后，1987年，时年40岁的江上舟在取得电子工程科学博士学位之后，旋即回国服务。

留学苦读生涯中，他感受最深的是祖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这触发了他对国外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深入调研与思考。所以，当取得优异成绩毕业，他抱着从政的愿望回到祖国的。妻子吴启迪虽早于他一年学成归国，并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但他还是在老同学举荐下去了北京，在国家经委中小企业局当副处长。

1987年年底，海南筹备建省，请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去搞经济规划。江上舟因提过建议，也被请去。当时，海南要成为经济特区，激发了大批知识分子改革开放的热情，许多人扔掉铁饭碗，“十万人才下海南”。

江上舟一到海南，就扎进了研究中。他这一留，中国便有了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三亚市。他当时即提出了建设“世界的三亚，明天的城市”的概念，而彼时三亚还不过只是一个小镇。1988年，海南立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江上舟则成了筹建中的三亚市政府负责人。在江上舟的构想中，三亚应该是中国的国际科技城，而且，他在那时就提出城市建设的公共空间，丰富的海岸沙滩都不能由单位和私人占有。

在三亚凤凰村，《大师》栏目组采访到一个黎族老支书董文明。他讲述了二十多年前，江上舟为建三亚机场，而做农民的征地工作的故事。征地在今天来看，还是一件让许多人头疼的事，但江上舟只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分属于几个民族的几百户村民的搬迁， 时任凤凰村村支书的董文明回忆说：“他是拿板凳坐着和老百姓谈，有些当官的怕老百姓有传染病，他都不怕。……他一来就和老百姓待一天……他儿子大学毕业了，放暑假了，他叫他儿子到我家来劳动锻炼，给我挑稻谷……来我家里三个月。”

江上舟只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分属于几个民族的几百户村民的搬迁。这么短的时间完成拆迁，这在当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王韧说：“其实，江上舟的工作方式也很简单，就是亲民，爱民，真心地为老百姓考虑。”

三亚之后建起了凤凰机场，三亚的旅游从此也终于起飞。今天的三亚没成为科技城却成为了旅游城，然而江上舟的努力依然值得称道。江上舟在三亚时期的秘书陈明纠认为：“三亚如果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机场的话，三亚的旅游也不会有今天。”

《大师》栏目组在采访中发现每一个与江上舟接触过的人，对他的感情都是发自肺腑的，不是面对镜头时的修饰。王韧透露了一件采访中发生的事：“在采访之前，老支书董文明并不知道江上舟已经过世了。我们告知他时，他露出了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结束时，老人特意拉住我们，希望能得到一个江上舟夫人吴启迪的联系方式，他想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片刻的犹豫后，我们就把吴启迪的手机号留给他了，因为他在访谈中讲到了一个细节，二十年前，当江上舟和吴启迪夫妇来到凤凰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时，他家的孩子甚至把尿撒在吴启迪的身上。”

王韧注意到，采访对象回忆起江上舟，说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开创性。而这也是这位拿过洋博士学位的政府官员身上难能可贵的“书生意气”。事实上，他的一生总是与“副职”为伴。到了上海之后，做的也是经委副主任，市府副秘书长。他去世后，也时常有人问，为什么他贡献很大，却鲜为人知。有人总结，江上舟个性鲜明，烦抽象概念，厌空洞套话，只会实干。国务院原副总理习仲勋的秘书、时任海南三亚开发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贾延年在节目组采访中这么说道：“他是另类。怎么另类？他书生气太足，他是理想主义者，所以对很多官场的门道，他直来直去。……他就是这么干事的人，官场的潜规则，他不懂，干事都干不过来，哪有工夫想别的事？”

与病魔赛跑的科学战略家

1997年，江上舟离开他奋斗了十年的海南，调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妻子吴启迪也在这时出任同济大学校长。

江上舟回到上海时，上海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期。当时举步维艰，但江上舟却感慨6300多平方公里的上海是全世界制造业资源最密集区域之一。他表现得非常欣喜，认为恰恰是上海，是国家发展集成电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要产业的福地。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大家的兴趣点、认识点似乎都不在于此。

正是1997年这一年，台湾企业家张汝京到大陆寻找生产芯片的合作伙伴。当时的中国，做电脑的厂家有很多，但“有脑无心”，芯片大部分依赖进口。这既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又关系着国家的信息安全。张汝京由此看到了商机，他在新加坡、北京、香港、上海寻找这项产业的基地，但最终选择了上海。

张汝京曾透露，因为那时候最快回应他的就是上海。那时候江上舟支持这个事情，而且他听得懂，明白这个项目的重要性，知道是什么样的项目。于是，江上舟和时任美中科技促进会会长马启元一起向中央递交了发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意见。但芯片行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又需要培育的产业。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接受采访时评价说：“(当时)大家都忙钱的事，你去提长远的事，尤其像投入，不像引进一个产品能马上产生效益的时候，你是有压力的。”而当时，江上舟一方面向中央阐述集成电路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要克服弥漫着的信心缺乏。他要完成中国自己的集成电路产业跨越式突破。

2000年8月1日，这个芯片生产基地终于在上海张江打下第一根桩。中国的芯片产业迈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步伐，由此起步。江上舟为这个产业基地，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和胸怀召回海外学子。在张江，江上舟被誉为海归创业的引路人。万钢形容他道：“他是一块吸铁石，所有留学回来的同学，不管是回来还是没回来，上舟是都要见的、都要谈的。”

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中芯国际打下第一根桩的第二年，也就是它2001年的年底投产的时候，江上舟竟被查出肺癌，那时他出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刚刚四个月。他的心里正酝酿上海要发展的项目有10多个，包含了3G通信、轨道交通、电动汽车、通用操作系统等。不治之症的降临，使他有了愈加的紧迫感，他希望上海能占领工业高地，能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与调整。

作为优秀的战略科学家，患重病的江上舟仍然在2003年6月，被国务院任命为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制，从数百个项目中筛选出大飞机、集成电路，探月工程等16个国家重大专项。

在他与癌症赛跑的十年间，病情几次复发，但在人们印象中，他总是乐呵呵的，似乎比健康人还精神，为国家筛选出大飞机、集成电路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重大战略专项，为上海布局半导体装备、太阳能、第三代移动通讯等重大战略棋子，促成一个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零”的突破。

上海市经委副总工程师林晶事后说：“假如不知道隐情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生病，而且是生那么重的病，不治之症，根本就不会感觉到。因为他还和你谈工作，还有那份情怀。”科技部部长万钢至今仍能想起江上舟常和他说的一句话：“和领导说话有3个‘三’，三分钟、三句话、三张纸，得弄明白、得讲清楚……其实三张纸的报告，要远远比十张难写。要把每一句话都想透了。”

作为一位不可多得的科学战略家，江上舟既洞悉世界产业经济的趋势，又有微观的深入和把握；既有原则，又思路开阔；既有远见，又能实干。直到今天，人们在感慨他的远见的同时，也在敬佩他的无私，甚至有人说，正是他的无私，才有了他的远见。

当采访全部完成时，《大师》栏目组的所有采编人员都忍不住感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这样一个“焦裕禄”式的干部，他真心地为老百姓谋福，真心地希望这个国家能强大起来。采访完成时，距离春节只剩下7天了。《大师》栏目组全力进行精心的后期制作，最终在大年夜的早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