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自己没出息，很没出息，真的。有时候一个演员演过一个角色后久久不接新戏，因为他走不出原来角色的感受。有时候一个小说家写完一部作品后，久久不写新东西，因为他绕不开他自己编织的那张网……可你算什么？区区三十多万字的书，不过是转述着别人讲的故事！何至于依然沉重、“走不出去”呢？新书约稿推了几次：“没心情写”。至于吗？不呵！没劲儿吧，没劲儿！

人世间的事有时就这么怪。这个人走了一年多了，有褒有贬、有诵有蜚，长短非议都很正常，与你何干？我承认这本书几乎耗尽我晚年绝大部分精力、激情，甚至是部分健康，但我并不悔。能向后人讲述一些高尚情操与精神，是我的责任与良心所在。若能对年轻人有所激励我就知足了。

好，换个轻松的话题，说一段鲜为人知的、两位主人公共同向笔者透露的细节：爱情。

一

“上海人，不行不行不行！”

说这话的是江上舟的弟弟妹妹，一连几个“不行”表示了他们对“上海人”的极大偏见，表示了他们对江上舟所选择的女朋友最最强烈的抗议。

他们不知道，故事早就开始了。

“看，就是她，考试成绩最好的那位！”男孩随着说话人的目光看去，教室门正在打开，阳光不失时机地挤了进来，光照充足，连空气里细微的尘埃都看得出。一个中等身材、苗条，短发的女孩正和阳光一起走进教室，白皙的脸上洋溢着微笑，甜甜的笑，镜片后面的目光柔和而充满灵气，没有傲慢的神态也没有羞涩和忸怩，她简朴的衣着、眼镜、轻盈的步履，和她的青春、纯真、开朗，正好匹配。这个清灵灵的南方女孩大大方方地坐在男孩的前方。没错，是个上海人！

“是的，我姐姐是清华毕业留校任教的。” 男孩听到她那清澈柔美的声音，吴侬软语式的普通话，好听极了。

男孩有些心跳，一股温情从血管里弥散开来，心中忽然生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一种纤细的美妙的感觉，仿佛眼前打开了一扇门，亮了。清华参天古树的枝叶婆娑着，鸟儿在空中婉转地飞舞着，他快乐，快乐极了。

这个让人好开心的会——清华无线电电子学系成绩优秀的新生会，开完了。整个开会过程里他的眼睛总忍不住时时地瞟向她。

女孩目不转睛地望着老师，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愣头愣脑的男孩。

1965年9月。从此开始一个男孩对女孩三年的“暗恋”。

18岁的男生，壮实帅气，眉宇间透着英气。高干子弟，他叫江上舟。

刚满18岁的女生，文雅清秀，眸子里满是聪慧。上海交大教授的女儿，她叫吴启迪。

谁能想到，从这一刻起，命运之神竟把两个遭遇相似，性格不同的年轻人，渐渐地推到了一起。

当时，尽管江上舟热恋吴启迪，他的心和他的眼睛总追逐着她，两个人都爱运动，打球游泳爬山骑自行车样样都会，吴启迪还弹一手好钢琴……可江上舟性格中的“羞怯感”阻挠了他，使他始终没有勇气向她表白。同班男生大多有了心仪的女孩，课余时一对对的“情侣”“轧马路”，只有另一位男生和江上舟除外，大家戏称他俩为“老光”，江上舟顶着个“老光”的帽子，不找别的女孩，一“顶”就是三年！“老光”意味有独立见解，意味着单纯、不媚俗，意味着对自己感情的坚守，“老光”这个帽子，让吴启迪产生了好感。后来吴启迪还知道，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是从福州一中（那是省重点中学），直接考入北京四中的，当时，“三角课”他没有学过，通过自学，成绩跳到了别人的前面。入学不久，这时已是“文革”开始之后，他被蒋南翔请去开“高等教育会议”，足见其出色。

一天，她看见江上舟一个人正坐在石凳上读书，那专注的神情和周围的环境有些不协调。身边的一些同学拿着大字报的、拎着浆糊桶的，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地由他身边走过。

“还挺用功的嘛，”吴启迪轻盈地站在江上舟的面前说，“什么书这么吸引你？”

江上舟把书一合，指了一下书作者的名字“德热拉斯”：“你说，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

“可能不是。他们好像取消‘国有制’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什么的，不是修正主义是什么？”

“看看这本书！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种种流派，有共产主义内部的一些情况，挺有意思的。人家借给我两天，我看一天，你看一天。看完咱们讨论。”江上舟用他那带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爽快利索地说。

从此，两个盼望搞清许多问题，盼望在知识海洋里遨游的青年，时常交换借来的哲学书、理论书和当时流传的“灰皮书”来看。世界对于他们有太多的未知数，他们太需要书的滋养了。

爱书迷书渴望书和不停读书的快乐，使他俩享受到饕餮的文字盛宴，使他俩心灵得到沟通，思维得以跳跃，认知与乐趣合而为一，“书风通道义，翰墨渡深情。”

“原来江上舟挺有些独到的思考，他挺爱读书也善于读书的。他可不像那些‘大哄大嗡’之辈，应当也算‘大智’了。”想到他，吴启迪感到温暖，她同时还发现，有时开会或什么集体场合总会有一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她，就是他！但他不像有的男生，把女孩子的门槛都要踏破了，他却从不去女生宿舍。

“他有一股男子汉的气魄，不像有的男人——娘娘腔！” 此刻的吴启迪已对江上舟有了相当多的好印象。

书，是他们爱情的红纽带。　

二

正规的、不可多得的清华大学学业只进行了9个月。一夜间“打倒”、“炮轰”、“火烧”、“砸烂”的大字报满天飞，学校乱了，教师乱了，学生的心更乱了……那个“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一会儿派工作组，一会儿撤工作组，一会儿这个老字号牌子被砸了，一会儿那座寺庙被烧了，一会儿他被打倒，一会儿你被揪斗，一会儿唱着“造反有理”的歌，一会儿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这个世界怎么了，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吴启迪困惑了、迷茫了。

历史把沉重的十字架放在国人背上，谁敢又谁能不背！吴启迪成了“臭老九的女儿”“修正主义苗子”“走白专道路的黑尖子”“保皇派”，总之，她没有资格“拿起笔来做刀枪”，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出去“串联”需批准。江上舟则是“根红苗壮”响当当的“造反派”年级组的小头头。

江上舟心里有点暗自高兴：“机会终于来了，谁让她是我的对立面呢？”另一方面他的确也不愿意自己心中的恋人“落后”，他必须拉她一把，让她站到“正确路线”一边。

江上舟的红卫兵组织中的一帮人“帮助”（用吴启迪的话说是“整”）她来了，一个个义正词严：

“你要彻底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划清界限，站到革命队伍这边来！”

“原来觉得你挺好的，现在觉得你挺反动的。”

“你说，怎么个反动法？”吴启迪不温不火地反问道。

对方语塞，只好走掉。

“吴启迪，你那种‘白专道路’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下你能适应，在我们这种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下你就适应不了啦。”

“我们就该和你这种人斗！”

吴启迪直愣愣地望着每一个教训她的人，不回避不退让不畏惧，眼镜后面放射出顽强不屈的光芒，这明亮的光芒咄咄逼人，让人望而生畏。训她的人无奈，只好“转移”。

吴启迪不是那种胆怯柔弱的女孩——恨不得明天就找一个“红五类”男生做朋友，当靠山。她不，她不仅后来找了一个比自己还“差”的“可教育好的子女”，一个被都认为“这种出身”会当一辈子“老光”的人做丈夫，她还随时随地要搞清楚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不信马列著作里有‘血统论’的学说！请拿出依据来！”果然她去图书馆拼命查，没查到。

江上舟没想到，这么清纯文静的女孩子竟表现得如此顽强！吴启迪这样“不会轻易被什么人压倒”的性格让江上舟非常喜欢：“‘聪明人喜欢思考，可是傻瓜却喜欢教导。’我也不会成为后者。”他心里想。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没过多久，江上舟的父亲也被打倒了，他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成了“革命对象”，连“基干民兵”和去“拉练”的资格也没有，比吴启迪还惨，他连写报告、假条、小结之类也必须在“江上舟”三个字之前冠之以“可教育好的子女”，否则便有“不满革命”“坚持反动立场”之嫌，江上舟也懵了。

三

林彪一号“战备”令下达后，两个人一起随无线电电子学系去四川绵阳农村，劳动锻炼、改造思想。

临行前，双方的家长都有交代：“你的朋友问题该考虑了。”

江上舟父母给他提了个表妹，可是他说：“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

班里有几个男生对吴启迪不错，但她在站台上用眼角“扫”的却是他！她轻声告诉在清华工作的大姐说:“诺，那就是江上舟！”

南下的列车慢腾腾地在人烟稀少偏僻贫穷的小县城停下。学生们再徒步20里走到乡下。没校舍没住处，必须从“干打垒”盖房子开始。好在有河有水有石头，而他们，这些青春鼎盛的莘莘学子则有的是力气。

活是壮工的活。江上舟身体好干活不惜力，有时自己干完还要帮助别人，吴启迪就是他时常要去帮助的人。小伙子一顿要吃一斤半，女孩子一顿要吃八两。小伙子吃不饱怎么办？启迪便给他一些粮票和别的经济支援。

他们踏着石子嶙峋的小路，穿着沾满泥浆的鞋子，直着嗓子，跺着脚，无拘无束地，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歌唱着、宣泄着、调侃着。他们把流行的南斯拉夫电影插曲中的那句歌词“这里处处是春天”改成“这里我们没有星期天”，嘻嘻哈哈地唱着。

“……我们没有星期天”江上舟直着嗓子、跺着脚，喘着粗气，嘻嘻哈哈地唱着。

“……我们没有星期天”吴启迪也直着嗓子、跺着脚，喘着粗气，嘻嘻哈哈地唱着。

青春啊，青春，火热的青春！除了你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权利编织自己的命运。

绵阳的工宣队个个都很“革命”，人人脸上挂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庄重表情，学生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那年春节突然“开恩”宣布放假三天，但不准外出。这些“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年轻人，按捺不住想看看高山大河的“玩心”，江上舟约了几个同学，吴启迪背上相机，悄悄地上了峨眉山。

有人带了一口大锅。途中，突然有男生尖叫起来：“看，一只鸟，天上掉下来一只鸟！”

可怜的鸟，不知是被人打死或是自己体力不支猝死的，反正是老天送给他们的礼物。吃掉它！对于这些在绵阳数月不知肉味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一个上海男生兴奋得眼睛都直了，他撸起袖子拎着鸟就拔毛：“他妈的，咱们今天‘肉’它一顿！”

“傻瓜，先烫一下才能拔下毛的！”还是女生懂得多些。

一大锅汤炖一只小鸟。十几个人叽叽喳喳有滋有味地啃着。

正当他们无比喜悦无比快乐地回到驻地时，大祸临头。工宣队大怒：“啊，竟敢擅自离校去游山玩水？竟然有人敢写‘响应毛主席号召，搞教育改革，要有劳有逸’，这分明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嘛！谁搞的？反革命小集团，要一查到底！”

江上舟、吴启迪等一行人进了“峨眉山学习班”，互相揭发交代“罪行”。最后实在揭发不出什么反动言行来，只好以“自由散漫”不了了之。

荒诞的愚昧的可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岁月啊，你扭曲了所有美好的东西，你创造了无奈的炼狱式的精神世界，创造了一个民族文化集体无意识的悲剧！

四

有趣的是，这些年轻人既没觉得苦，也没觉得累，甚至也没觉得滑稽，他们是高高兴兴地一路走了过来。

对于江上舟、吴启迪来说，什么“好事”，像参军啦进首都啦，去大城市啦，都没有份，他们命运的“开关”捏在别人手里。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了彼此，他们同样不觉得烦恼，不觉得苦和累，他们只有开心。到了后来，他们则更感到幸福，因为每天都有一个约会，在“老地方”等待。当白天的重体力劳动结束，人们都渴望安歇的时候，四只脚便急匆匆地奔向目的地。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一缕清风，一声犬吠，一盏昏黄的路灯，一轮朦胧的月亮，都让他俩陶醉，他们进入远离尘嚣的天籁之中。

这里没有倾轧、没有排斥、没有告密，没有一切世俗的熏染，有的是对生命、对历史、对世间百态的探讨与思辨，有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般的相互关照，理解、搀扶和怜惜。

他们相依而行，他粗糙的大手拉起她粗糙的小手，这小手有些凉有些微颤抖，他把它们放在自己手里揉搓，江上舟心痛地说：“这双手还能弹琴吗，还能弹肖邦吗？” 吴启迪笑道：“能弹更好，不能弹就拉倒，反正也不是搞专业的。无所谓。”

她总是那样豁达那样大气，她性格里那种别的女孩所没有的豪气与柔娴相间的气质，让他钦佩让他喜爱。江上舟知道，她酷爱音乐，尤其是肖邦，想着想着不免有些伤感起来，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好好听过她的琴声，没有看到过那流动的旋律是怎样在这双原本很好看的小手下跳跃的。今后还能不能听到她弹琴呢？

江上舟拉着她的左手温柔地放进自己的右口袋，两只手渐渐地热起来，两颗心也渐渐地热起来。血在两只手里奔流，在两个年轻的躯体里奔流。

寂寥的路灯照着两个紧靠在一起的身影，空气里漂浮着清淡而悠远的甜蜜，月色如水，树影憧憧，如诗如梦。他们深深地相爱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证明：热恋中的人只恨时光流逝得太快呀！

不久就有人出于妒忌或无聊，就向工宣对“告密”，说他们天天晚上“轧马路”聊得很晚。

爱情，是两颗心共同撞击的火花，一旦它熊熊燃烧，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他们早已顾不得那些闲言碎语，“汇报”“告密”他们也早已不在乎。当他们柔情缠绵，依依不舍，觉得该回宿舍的时候，人们早已酣睡，宿舍的门也已关闭。

江上舟便披了一身月色，轻轻地“越窗而过” ，安然入睡。吴启迪也披了一身月色，轻轻地“越窗而过”，安然入睡。两个人都做着同一个甜蜜幸福的爱情之梦。

第二天，有的女生会大叫起来：“哎呀，吴启迪，你原来天天爬窗户呀？”吴启迪微笑不语，天天照“爬”不误。　

五

历史有时是那样荒诞。1970年，他们什么专业课也没学，稀里糊涂就算在绵阳清华大学分校“毕业”了。哈，毕业了！人人都笑了，只是这笑，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伤心，总觉得充满讥讽和苦涩。

一大帮人，个个穿得破破烂烂，打着补丁，满是尘埃，男生胡子拉碴，向着全县唯一的一家小照相馆进发！

“……我们没有星期天”江上舟直着嗓子、跺着脚，喘着粗气，唱着歌，前进。

“……我们没有星期天”吴启迪和大伙一样直着嗓子、跺着脚，喘着粗气，唱着歌，前进。

谁也没想到，毕业照引来一阵狂笑：“怎么都是X光片呢？”

“快看，江上舟，你像不像劳改犯？”

“你呢，怎么也是刑满刚释放的吧……”

“这个人像谁？盲流……哈哈哈……”

就这样，叽叽喳喳闹闹哄哄唱着“没有星期天”的歌儿返回了连队。

黄土地上的阳光是冷色的。稀落的星星在不知名的地方坠落着，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似乎也在遥远的地方无依地坠落着。

曾经明媚过，精力充沛过，令人心醉过的花样年华，瞬间就变成隔山隔水的老故事。

毕业了，理想又在哪里？一段荒唐可笑又滞重苍白的历史。

江上舟他俩在毕业分配时公开了恋爱关系，被照顾分配在一起，到云南昆明一家电讯器材厂当工人。

“大家都想远走高飞，不愿留在学校，学校的气氛太差了，都想尽快离开这里，当农民也行，去插队也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我们没想到会这么幸运。分到不远的‘边疆’昆明。”回忆起当年，吴启迪不无“感恩”地说。

不久，他们筑起了和谐美满，永远可以依托、可以栖息的家园。

“什么？上海人？不行不行不行！”远在外地插队的小弟小妹，听说上舟找了个对象是上海姑娘，跳起来大叫着，一连几个“不行”表达了他们对上海女孩的轻视与偏见。

可人家就“结”了！意外的是，这位“嫂子”和弟妹们想象中的“上海小姐”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记得在绵阳时，有一次过河，大家都过去了，只有一位“上海小姐”站在岸上不敢过，后来是一位男生自告奋勇“英雄救美”把她背了过去。吴启迪就撇着嘴笑笑：“娇气！”然后又义无反顾地站在河里给这一“动人情景”拍了一照。

启迪不仅不娇气，生活上不讲究，饮食不挑剔，努力工作，卖力干活，连农民都嫌脏嫌累比如掏大粪之类的活，她都干。到工厂不久，她和上舟一样，很快就得到了工人的尊重、肯定与关爱。“五好战士”“先进工作者”称号纷纷向他们涌来。吴启迪有了身孕还不管不顾地往大卡车上爬上爬下呢。更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在生活上都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他们的“马”是出了名的。昆明的新家谁也没时间整理，乱！

1978年“高考恢复”，“开始招考研究生”！令人振奋的消息像盼望已久的甘露，决不能与这梦寐以求的机缘失之交臂！这时大儿子已经7岁，要考小学，乖乖地拿着小纸片写写画画，30岁的爸爸抱着本书在“啃”，30岁妈妈外文书的字都快贴到眼镜上了。夫妇俩同时报考清华大学研究生。

室内鸦雀无声。三个人同时都经历着初试、复试、又都被录取的过程。那些日子实在是具有喜剧意味。

这是他们命运大转折的一年。儿子顺利考上小学，夫妇俩同被清华大学录取，返校攻读研究生。

后来，两个人先后到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大学学习，分别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先后回来为国效力。这些，在拙著《中国芯》中已经写过，不再重复。

（作者系《中国芯——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博士传》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