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诵芬，1930年生于江苏苏州。求学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1951年毕业后分配至航空工业局。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任气动组组长。1961至1986年，先后任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所长兼总设计师，任歼8、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作为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型号开创了我国歼击机从无到有的历史，牵引并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培养了大批院士、专家等领军人才，极大地支撑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型号研制。

“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

——顾诵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的飞机呼啸扑向北平二十九军大营。

巨大的爆炸声中，几公里外平民区的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的顾诵芬与邻居一起，四散奔逃。

“没有飞机，我们处处受人欺负！”一股热血涌上年少的顾诵芬心头。正是这股热血，驱使着他少年投身航空工程，青年闯出中国自己的飞机气动力设计，壮年开创我国歼击机从无到有的历史。而今84年过去，“保卫祖国领空”的初心仍激越沸腾。

2021年11月3日，这位九旬老者带着温润的笑容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掌声雷动，其骏烈之功业，在蓝天之上溢满清芬。

“我们必须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顾诵芬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北苑的一座二层小楼，房间不大，陈设简单，却犹如“书的森林”。这里时常有业内外院士、专家的身影。

顾诵芬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简洁明快地作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缓，但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却准确无误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访者，“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的确，翻开这位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的人生履历，就仿佛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航空工业几乎一片空白。1951年，航空工业局成立。飞机生产线虽有苏联援助，但设计却是禁区。每次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设计，都需向苏方打报告申请，一等就是半年，想要得到设计类的资料，更是要碰钉子。

“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必须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对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设计团队，第一项挑战就是设计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1。

空气动力学是飞机设计的灵魂。然而此前，在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学习时，他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两侧进气的气动力设计构想国内也无先例。“希望有老同志来带，但根本没有，只能自己硬撑。”压力之下，顾诵芬跑到北京苦苦搜集材料，艰难钻研学习，又顶着严寒在哈尔滨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这架最大时速850千米飞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

设计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建立亚音速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

倏忽30年，他在沈阳走过了人生最有创造力的时光——在实践中建立简洁、高效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我国飞机设计沿用，成为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他交出了捍卫祖国蓝天的答卷——主持设计我国歼8和歼8Ⅱ型战斗机。1969年7月5日，歼8成功实现首飞，终结了我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1984年6月12日，歼8Ⅱ完成首飞，创造了新机研制的速度纪录。由此，歼8系列飞机作为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服役近半个世纪。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择一业，终一生，顾诵芬对航空报国的执着，甚至置生死于度外。

17岁时，报考大学，顾诵芬坚定地在志愿上填写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专业，而这三所中国顶尖的大学，齐刷刷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临近毕业，时局动荡，许多同学因担心就业问题而纷纷转系，他却偏偏选择了“最少人选”的空气动力学方向，因为“我觉得，搞航空不学空气动力学就白搞了。”

1969年，歼8首飞成功后，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大家看法不一，始终未有定论。

在国内没有试验设备的情况下，为了彻底解决这一困扰，顾诵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自己上天，观察后机身流场”。

“你已经不年轻了，又没经过专门的飞行训练，不行！”众人立即反对，在航空史上，几乎没有设计师亲自上天试飞的先例。

但顾诵芬决心已下，瞒着爱人，背着照相机和望远镜，登上了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30米、20米、10米、5米……飞机与歼8的距离越贴越近，地面上的人们手心攥出了汗。巨大的气浪和轰鸣声中，顶住身体负荷，顾诵芬前后三次上天，沉着地观察着歼8尾翼上毛线条的扰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

试验成功了！症结找到了！抖振问题一举被解决，顾诵芬也因此和鹿鸣东成为了“过命”的战友。

儿子顾衡说，自己的童年是“颠沛流离”的，父母工作繁忙，年幼的他只能不断辗转寄住于亲朋家中。家里长期不开伙，压缩饼干、军用罐头多年常备在顾诵芬的办公桌旁。同事们都记得，一辆摔得只剩下一个把手的自行车，忙碌的顾诵芬骑了很久很久。

1986年，顾诵芬从沈阳调任北京，从具体型号设计和研制现场来到航空工业科技委、中国航空研究院，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到中国工程院首任院士，数载匆匆，如白驹过隙，他离型号似乎远了，但是离科技发展前沿更近了。

这些年里，从北苑的两层小楼里，他送出了关于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数十份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和建议书，中国先进战机的发展方案、运20大型运输机和C919国产大飞机的发展建议等都曾在此明亮的灯光下酝酿。

事实上，在航空事业耕耘70载，由于国防与航空工业的特殊性，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

在入党申请书中，他曾这样写道：“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恢复和发展工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他总是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想要能做出新的创造，就要多读书。”

顾诵芬家学深厚，父亲顾廷龙精研国学，其取名即化自晋代陆机《文赋》中的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耳濡目染下，虽投身工科，顾诵芬酷爱读书，并掌握英日俄德四国外语，更练出了博闻强记、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说：“想要能做出新的创造，就要多读书。”

“除了吃饭、睡觉和工作，就是读书，连睡前洗脚时都在读。”夫人江泽菲回忆，婚后，他们一两个月进一次城采购食品家用，顾诵芬每次都直奔书店，大约3小时以后她去书店找他，他一定在。

被同事们戏称为“活图书馆”，他曾这样“检讨”过自己工作时的一个习惯：不靠检索，引用数据全凭记忆。

“每当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题，去找他，他总能立即准确报出来自NASA或AGARD的研究报告编号，一查还真是我要找的内容！”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折服，“他的脑子对资料的储存真不亚于计算机。”

老同事孙卿说：“我到了所里，第一次听顾总讲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我当时就感到惊讶，像他这样的人，我只在清华见过一次，那就是钱学森。”

但顾诵芬从不渲染自己如何伟大和独特，即便是在《顾诵芬自传》里也基本都在写他的同事，写他那一代航空人，用自己一点一滴的小事诠释着何为“航空报国”——

他总是惋惜歼9总师王南寿一生为国奉献，却没有收获应有的荣誉；他总是挂怀大年初二病逝在办公楼旁的孙新国，孩子们是否得到妥善的照顾；90岁时，他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执意要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悼念，眼里闪动着泪光。

这几年，虽身体渐弱，但他仍然坚持要做个“上班族”，平时10分钟的路程，他常要走半个小时。一如既往地关注时事，笔耕不辍，他说，“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

顾诵芬总是对年轻人青眼有加。这位新中国的飞机设计大师，先后培养出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众多型号总师，使中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事业传承壮大！

而今，他更对年轻人充满期待：“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作为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型号开创了我国歼击机从无到有的历史，牵引并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培养了大批院士、专家等领军人才，极大地支撑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型号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