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座钧鉴:
我军现已弹尽粮绝,敌今晨自北门突入,我已无可堵之兵。生等决心以死报党国,不负钧座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学生方先觉、孙鸣玉、周庆祥、容有略、饶少伟等敬叩。”
1944年8月7日中午,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在向重庆发完了这封“最后一电”后,下令炸毁了电台,他知道这座坚守了47天的衡阳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
抗日战争后期的“衡阳保卫战”,是正面战场上一场极为惨烈的一场孤城保卫战,衡阳守军和衡阳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惨烈的抗战赞歌,赢得了中外人士的高度赞誉。
1944年,日军为了逆转它在太平洋战场上急遽失利的厄运,提出了打通大陆作战的设想,并得到了天皇的认可,后来日大本营将此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
从1944年春夏起,日军发起了对我国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中段和湘桂铁路沿线的猛烈进攻。5月下旬,日军调集了8个师团、4个独立旅团共20余万兵力,开始发起向湖南的进攻,这是日军自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对一个地区进攻所使用的最大兵力。6月18日,长沙失陷。6月23日,日军逼迫衡阳。
衡阳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既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威胁。
蒋介石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弃衡阳,于是他亲自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打电话:“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希望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助弟完成空前大业。”
方先觉,字子珊,1903年出生于安徽省宿县的一个乡绅家庭。家里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他自幼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打下较好的尽忠尽孝的思想根基。后入读私塾,又受到极严格的儒教熏陶。
1925年1月,方先觉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与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戴安澜、刘安祺成为了同窗好友。他在1926年1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卫立煌的部队担任侦察队少尉排长,投身北伐战争,他智勇双全,屡立战功。
1929年,方先觉经人介绍,与周蕴华相识。周蕴华是上海浦东人,父亲开米厂,家境富裕,自己也长得如花似玉,方先觉很快和她陷入热恋,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公园划船时,方先觉对周蕴华表白说:“如果你不嫁给我,我就跳河殉情!”
最终17岁的周蕴华深受感动,嫁给了方先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方先觉已经在预备第10师任团长,他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屡立战功,逐渐升任预备第10师少将师长。
1941年2月,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方先觉给妻子周蕴华写下了遗书,书中写道:
“蕴华吾妻:
此次我等奉命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存亡,关系我全局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
夫子珊,民国三十一年元旦。”
但遗书尚未寄出,就被师政治部主任杨正华冒昧地拆开,他阅后深受感动,立即写了一篇新闻稿,连同遗嘱送《长沙日报》,次日,《长沙日报》以头版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予立遗嘱”发表,对官兵们震动极大。
最终长沙会战取得了胜利,方先觉升任号称“泰山军”的第10军军长,并兼任长沙警务司令,同年9月,他又因战功荣获四等宝鼎勋章。
方先觉成名后,何应钦、陈诚都想拉他加入自己的派系,但他却不为功利所诱,他说:“值此抗战危难之时,我只知道报效国家,决不为私人私利所用!”
在1943年10月的常德会战中,方先觉再次立下重大战功,蒋介石专门送他一块牌匾,上面题词“忠义表天地”。
至此第10军的声名可谓家喻户晓,作为军长的方先觉自然也声誉倍增,他在以后的半年里,被蒋介石接见了5次之多。
1944年5月31日,方先觉率领第10军驻守衡阳,当时第10军下辖第3师、预10师、第190师、暂54师,但除了第3师、预10师下辖3个团外,第190师、暂54师都未满编,只下辖1个团,全军共有8个团,共约17600人。
但进犯衡阳的日军是由横山勇率领的第11军,下辖5个师团,共计11余万人,而且装备精良,敌我双方实力差距十分悬殊。
蒋介石也知道单凭第10军很难守住衡阳,于是他给方先觉打电话说:“我信任你,你只要坚守衡阳两周,就算完成了任务。”
蒋介石想把衡阳作为“饵”,然后尽可能地把日军主力吸引过来,然后通过援军在外围作战,尽可能多地消灭日军主力。
方先觉精心组织了布防,他将主力预10师放在日军主攻阵地上,而将老骨干第3师放在二线位置,有意保存实力进行长期坚守,他还指导官兵在城外构筑起了精妙绝伦的防御工事,为抵御日军进攻做了充分的准备。
方先觉还在战前率领官兵们为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阵亡的官兵们扫墓,他面对公墓说:
“先烈们,安息吧,先觉这次亲率全军,参加衡阳战役,誓以一死报国,坚决歼尽日寇,为诸先烈报仇,为十军争光,耿耿此心,对天可表,如有异志,天人不宵!”
6月23日拂晓,日军开始向衡阳城发动进攻,第10军奋勇抵抗,使日军每占领一处阵地就要付出沉重代价。
方先觉为了方便指挥,将指挥所设置于在前线的五桂岭的防空洞里,日军曾几次冲到防空洞附近,军部外积尸多达千具,方先觉却面无惧色地在洞内打电话,操控全局。
高级参谋彭克复问方先觉:“这次会战,敌人攻势比长沙会战如何?”
方军长镇静答道:“差得很!”官兵们见军长如此镇定,斗志也更加高涨。
28日上午,预10师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在观测所用10倍望远镜向阵地前进行搜索,准备打几炮试试水。突然他发现南方约800米的一个小高地上,有十几个鬼子正向我方阵地窥视,他判断这一定是日军高级军官,决心不用单炮试射,直接命令全连集中射击。
“轰隆”!第一群炮弹就全部命中目标,鬼子们当即被炸飞,他们接着又再射了两轮炮,也不偏不倚地命中了。
白天霖自己也没想到,被打中的竟然是日军第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中将,他当时在高地上和下属的部队长商量进攻方案,结果都被炸成重伤,被送到后方抢救了。
后面的战斗更加惨烈,第10军的将士天天在血与火里煎熬,弹药也消耗很大,方先觉向全军发布了“三不打”的指示:“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准不打,每一颗子弹都要日本鬼子的命!”
官兵们都劝方先觉把指挥所后撤,但他却说:“不撤,我与阵地共存亡!”
有一次方先觉站在指挥所门口,日机突然飞来,扔下一颗炸弹,就落在他的身旁。还好这颗是“哑弹”,方先觉于是大笑:“我的命大,阎王爷请不动!”
蒋介石一直希望援军能够赶到,和方先觉里应外合,但援军在日军的阻击下,迟迟到位不了。蒋介石也只能通过飞机给方先觉空投自己的手谕,勉励他继续坚守。
到了8月时,守军已经坚守了40余天,但面对蒋介石亲口许诺的“解救”,守军已经从盼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从绝望发展到对军事委员会的怨恨。
8月2日,日军发起了第3次总攻,共投入11万兵力,而且动用了100门重炮,向守军阵地发射了4万发炮弹。这时第10军只剩下1200人有战斗能力,其他6000人全是伤兵。
这时有部下向方先觉建议:“军长,突围吧,现在还来得及!”
但方先觉却严肃地说:“不能突围!如果我们走了,伤兵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日本鬼子不遵守国际公约,他们会屠城的!”
8月7日拂晓,500多鬼子突破青山街入城,城内的电话线也都被炸断,守军各自为战,已无法进行有组织地抵抗,衡阳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
7日中午,方先觉召集所属各师的师长向重庆发完前文的这封电报以后,他下令解散军部,并拔出手枪准备自杀,所幸副官眼疾手快,及时地打掉了他的手枪。
8月8日,衡阳城破,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宣告结束。
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记载,衡阳保卫战中国军队死伤1.5万人,其中7400人捐躯;而日军则付出了超过7万人死伤、4.8万人被击毙的惨重代价。此战因为异常惨烈,被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毛泽东也专门在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给予衡阳保卫战很高的评价:“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
关于方先觉等人的结局,现在主流的说法是他为了保全衡阳的伤兵,投降了日军。另外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停战说”,方先觉等人并没有投降,只是和日军协议停战,以图后效,方先觉本人一直坚持这种说法;另一种是“被俘说”,日军攻入城内后,方先觉等人被日军群俘获。
但不管怎么说,方先觉最后当了日军的俘虏,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军将方先觉关押在城内的天主教堂里,并派兵严加看管。方先觉向日军提出,根据国际公约,不能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加以残害,但却遭到拒绝。可怜3000余位伤兵,都被日军活活烧死,惨绝人寰。
方先觉在被囚禁期间,写下了一首豪气冲天的《中湘颂》,表达了自己对衡阳保卫战和衡阳人民的眷恋之情,歌词如下:
民族义旗飘衡阳,
志士起蒸湘。
孤军奋斗显身手,
视敌如犬羊。
精诚结团体,
万民共颂扬。
还我田园全骨肉,
携手上疆场。
反攻国军将接近,
复湘桂,下粤汉。
天空比铁翼,
寇兵心胆丧。
战舰如云会东海,
沸腾太平洋。
蒸湘诸将勇,
两卫好儿郎。
大家齐出动,
捐躯赴国难。
誓死如归,
为我中华民族争荣光!
9月底,日军将第十军残部改编为“先和军”,并让方先觉担任军长,方先觉坚决不从,于是日军便威胁他说:“你不赴任,先杀掉你们全部伤兵,然后屠城。”方先觉只能接受。
就这么过了3个月以后,日军对方先觉等人的防备逐渐放松。11月19日,方先觉乘日军警戒松弛,化装逃出衡阳,12月7日逃至湘西芷江,11日经昆明飞抵重庆。其他几位师长也先后逃出衡阳。
《大公报》在1944年12月13日发表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其中写道:
“苦战衡阳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觉军长回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向方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
“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
方先觉回到重庆以后,蒋介石非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给方先觉和4位师长每人发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但方先觉深知自己“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所以一直非常低调。不久以后,方先觉被委任为第37集团军副司令兼青年军第207师中将师长。
淮海战役前,方先觉任徐州警备区司令。一天,时任国防部作战参谋次长的刘斐在家里宴请方先觉,并对他说:“蒋介石挑起内战,不得人心,你应该深明大义,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前途是光明的。”
方先觉心里有所触动,他说:“我在黄埔三期学习军事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师,抗战时他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是了解我的。”
方先觉和刘斐过从甚密,很快引起了军统特务注意,向蒋介石告密。不久以后,蒋介石将方先觉调至福建。1949年,方先觉跟随蒋介石一起去了台湾。
方先觉被俘毕竟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不相容,也与抗日战争举国强调的不成功则成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相容。因此方先觉仍耿耿于怀,他在《衡阳战役之回顾》一文中说道:
“事过至今三十年,使余耿耿于怀者,是未能确保衡阳及未能随衡阳陷敌而捐躯,于个人言之,非但不敢言功,尚有愧于职守,复蒙国恩,不究失土之责,且嘉赐甚重,宠命优渥,盖增愧颜。”
1968年,方先觉从部队退役,他在退役后仍因为投降一事而屡遭抨击,于是选择了落发为僧。1983年3月3日,方先觉突发脑血栓病逝,终年80岁。
对方先觉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我想说,爱国不分先后,只要不是分裂和出卖祖国民族的罪人,我们都不应该随意诬枉先人,我们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正确评价每一位对抗战作出过贡献的人。更何况用假投降的方法欺骗敌人,仅仅不到三个月又回到重庆的方先觉呢?
方先觉将军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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