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邓小平所言，“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民间则有谚语“要吃米，找万里”。

　　在家庭承包经营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万里。关键时刻，万里为推进改革贡献了扛鼎之力。

　　“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

　　1978年，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为种上麦子，一些地方突破生产队经营规模，将地包给农民分组耕种，甚至分户耕种，又被称为“借地种麦”或者“借地度荒”。这在当时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政治上犯了巨大禁忌。是否敢于支持为了抵御旱灾而采取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对领导人的政治考验。

　　这年9月，万里先是视察了旱情尤其严重的滁县地区，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借地度荒”等办法，认为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害。新的政策之门开启了。那些过去被称为“秘密武器”、已经被农民偷偷摸摸采用的承包到户、到组的办法，也公开出笼了。万里主持制定了支持这些探索性办法的省委文件。

　　当时的安徽，围绕可否进行联系产量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可否允许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担心忧虑很多，争论也很激烈。万里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讲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堪称振聋发聩。

　　1978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还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也不行。滁县地区关于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三个材料，可以大胆试行。”

　　1979年2月，省委常委会讨论怎样对待已经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

　　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绝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

　　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农业新政，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面临的主要是来自中央的阻力。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实际上是否定包产到组等责任制形式，在干部和农民中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和恐慌。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发表的第二天，万里来到滁县地区，第一站是全椒县。万里听完汇报，表现得坦然而且轻松。他批评了基层干部的慌乱情绪，轻描淡写了《人民日报》文章的作用。3月19日上午，万里在嘉山县四级干部会上说，绝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依然在强调集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安徽省农委的同志介绍安徽实行联产计酬的改革和成效，大部分人都持反对意见，包括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

　　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华国锋讲话，他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最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大的决策，就是到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到安徽后，将会议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请示如何传达贯彻。万里的决定是：不传达。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又来到滁县地区，在大包干的诞生地小岗生产队挨家看了一遍。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

　　“他们脑子里只有抽象的农民，哪怕农民饿肚子也不理”

　　1980年2月，万里调离安徽，任国务院副总理。

　　以通常的政治想象，会以为安徽的农村政策已经正式获得中央认可。事实上，1980年的上半年，可以说是政策争论最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候，万里继续支持政策探索，为家庭承包制度排险除难，终于全面突破了旧体制。

　　1980年春夏之交的风波，主要是围绕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进行的。

　　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回忆，1980年4月初开始到8月份，安徽省委连续在蚌埠、芜湖、巢湖和合肥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发起批评指责浪潮。内外重压下，滁县地区实际上已成为包产到户的“孤岛”。而从当时中央媒体的态度来看，继续显示出否定的力量占上风。

　　政策的基本转折发生在1980年夏秋之间。6月初，王郁昭在一次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上，看到了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稿。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

　　9月中旬，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对能否实行包产到户问题作了“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的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很快，家庭承包席卷全国。

　　但上层的反对意见依然很强烈。反对声主要来自中央的农村工作部门。1981年3月，万里专门参加了农业部党组会议，严厉批评了这些部门。“他们脑子里只有抽象的农民，哪怕农民饿肚子也不理。”“有些人拿了工资，吃饱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 在北京城里说长道短。”

　　作为分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万里主持制定了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至此，家庭承包取得政治上的决定性胜利。

　　（本文节选自国研网，作者赵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