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早晨9：30，设置在305医院的万里灵堂开放。

那天，万里的老部下、93岁的吴象起得特别早。已住院两年的他，特意换上了一套深色衣服。

去305医院的路上，雨一直在下。北京突然变得多雨，连绵不断。

女儿吴阿丽和他说话，他并不接茬。自从接到消息，得知万里去世后，他就陷入了沉默。

他唯一说的话，就是吩咐吴阿丽，要在吊唁本上写这样一句话：“我最尊敬、热爱、想念的老领导万里同志永垂不朽。”

走下轮椅，深深鞠了三个躬

7月15日，临近中午，吴象家人接到曾任万里秘书的孟晓苏的电话。

孟晓苏说，万里病危，他受家属委托，现在通知曾在万里身边工作过的、关系比较亲近的人员去看望，不知吴象能不能来。

吴阿丽知道父亲和万里一起工作十余年，感情极深。她告诉孟晓苏，这就带父亲去看万里。

吴象从两年前开始住院，心脏、血压都不是很好，医生并不建议他出院走动，和万里已久未见面。

吴阿丽向医生说明情况，请了假，并通知司机来医院接他们。

司机还未到，孟晓苏的短信到了。短信上说：“万里同志于今天中午12：55永远离开了我们。”怕父亲听不清，吴阿丽写在纸上给他看。当天，吴象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们想马上过去，但孟晓苏转达家属的意见，请他们等灵堂布置好了再去。

7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吴象一家到达灵堂。

听说是吴象来了，万家的子女都走出来迎接。吴象坐着轮椅，被推到万里的遗像前。

一直没说话的他，“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他不顾旁人的劝阻，走下轮椅，在万里的遗像前站定，深深鞠了三个躬。

万家的子女他都很熟悉，多年未见，有许多话想说，激动和悲痛交织之下，过了很久，他的情绪才逐渐稳定。

待他回到病房，测血压时，高压已经升到了193。

离休后，吴象陆陆续续写了28篇人物文章，包括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但对他感情最深的万里，他一直想写，却一直不知道该从何处落笔，至今未著一字。现在，由于身体原因，这个心愿已不易完成，成为他的心中之憾。

追随万里半世

在中日友好医院，吴象在家人的协助下，支撑病体，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简短采访。

1977年6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解决问题的能手万里来到安徽这个老大难省，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听说吴象是农村问题专家，亲自点将，将尚未“解放”的吴象调来安徽，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从此，吴象成为了万里的得力助手，发展出了一段十几年的亲密合作和终生不变的友谊。他协助万里，推动了安徽省“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

1980年春，万里调到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吴象也随之进京，进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担任室务委员。

之后，吴象又担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该中心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著名智囊。

吴象虽然不再是万里的直接下属，但万里十分倚重他，起草文件和讲话稿时，还是经常找他。万里的著名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吴象就是重要的直接参与者。

吴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都知道万里是一个实干家，其实万里也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和政治勇气的思想者。农村改革是其一，政治体制改革是其二。

“改了五遍，我现在满意了”

万里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源于1986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原定由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讲话。但这位领导人要出国进行国事访问，回国后还要去外地调研，于是点名让万里作这个讲话。

座谈会的主题是软科学研究。软科学研究即决策研究，其宗旨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

座谈会由国家科委主办，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起草发言稿。

吴明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写作班子聚集了全国软科学界的精英，包括后来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冯之浚、后来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吉以及时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张碧辉。国家科委参加写作班子的，有时任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科技政策局局长张登义和副局长、邓小平之女邓楠。

7月初，写作班子在京西宾馆召开了讨论会。万里十分重视这个讲话，特派吴象参与讨论。

“我以前和万里没有接触，但很敬佩这位改革开放的功臣，了解他的风格，知道他作为改革派的态度。”吴明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写作班子对这个讲话的立意有共识，就是要以改革为主题。每次讨论结束后，吴象便回去向万里汇报，再把万里的意见带回。经历了五六次修改，发言稿成型。稿件有11000余字，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加强软科学研究。

第二部分提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方面。“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我国的经济也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吴明瑜认为，这是最核心的部分。

第三部分强调，实现决策的“两化”，关键在于各级领导，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

第四部分提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

吴明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强调的是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分开。多年后，他们开始反思：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得开吗?历次政治运动，因言获罪的教训还少吗?

“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

继而，他们又进一步提出：就算是政治问题，难道就不能讨论吗?开人代会、党代会干什么?有不同意见就要打倒吗?他们认为：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

对这个思路，万里十分赞成。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曾回忆，父亲的这番讲话针对的是极左现象的不时沉渣泛起。他曾听父亲说：“我非常高兴，改了五遍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满意了。”

“一声惊雷，振聋发聩”

1986年7月27日，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7月31日，万里发表讲话。

他提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

他还深刻反思了过去：“毛主席曾经讲过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别姬。这话是寓意深长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老人家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这篇讲话稿的标题被确定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起草小组开始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吴明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得很快，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被邓小平点了题，但并没有进一步推开。万里的这个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破了题。讲话远远超出了以研究者为对象，而是面对各级领导干部，出发点也不是一般性的科技政策研究问题，而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研究问题。“万里讲这个话，有很大的勇气。”

万里的讲话，让全场振奋。尤其是软科学工作者，得知自己的日常研究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联系了起来，十分兴奋。后来，田纪云曾用“一声惊雷，振聋发聩”来形容这篇讲话。

“改革者不易”

软科学会议结束后，有人提出，这篇讲话应该全文发表。万里将讲话稿送邓小平审阅，邓小平批示：“同意全文发表万里的讲话。”

1986年8月，吴明瑜去北戴河汇报工作，胡耀邦让他同乘专列返京。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科院工作时，吴明瑜是他的直接下属。

吴明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专列上，胡耀邦跟他谈起了万里的这个讲话。胡耀邦那时尚未看过讲话全文，只是听到反映，有人对万里的讲话有意见，认为万里对党的领导有所批评。

吴明瑜向胡耀邦详细汇报了讲话的内容和起草过程，他听后，表示非常赞同。

回京后不久，陈云夫人于若木告诉吴明瑜，她把万里的讲话用红线标出重要部分，送给陈云看，陈云不止看了红线部分，而且从头看到尾。他也十分支持这个稿子，还说：“这是我们党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吴明瑜有些疑惑，既然邓陈都支持，那么是谁向胡耀邦提出了不同意见呢?但他没有多问。

将近十年后，万里和吴明瑜都已离休。万里将吴明瑜找去家中谈话，吴明瑜才知道了这个讲话所引发的种种后果。

1987年1月，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民主生活会。与会者纷纷发言，对时任领导人提出批评和意见。万里一直没有说话。民主生活会的尾声，主持人点名让他表态。

万里还没说两句，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站了起来，批评他说：“你知道吗?给你起草软科学会议上讲话的吴明瑜，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

没多久，这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一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名写信，要求免除吴明瑜的一切职务。

时隔将近30年后，吴明瑜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是1987年3月23日，中央找他谈话，将他平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4月1日，他正式调动工作。

当年10月，十三大召开，乔石担任了中纪委书记。不久，经他提议，为吴明瑜在政治局常委范围内平了反。经征求吴明瑜本人的意见，没有再变动他的工作。1994年，他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离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万里讲话中提出的“决策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也不再被提及。后来，这一说法被“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所代替。

吴明瑜此前和万里无私交，此后也鲜有工作往来。万里去世的消息，他是从其他渠道得知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万里的理解和景仰。采访的尾声，他感慨地说：“改革是从艰难困苦下闯出来的，改革者不容易。”

1995年，《万里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文选》编辑之一、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赵树凯后来撰文回忆：“也许，万里正是基于改革过程的艰辛而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所以，他在1986年一个并不是很重要的会议上，发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

他还回忆，编辑文选时，对这篇讲话，万里专门指示：不作任何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