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大学之精魂，与大师邂逅，是场伟大心灵的精采对撞。

如望星空，如观文山，如瞻大河，大师让我们瞻仰伟大，汲取智慧；大师让我们感悟人生，将生命洞穿。让我们一同怀着温情与敬意走近联大大师，汲取那份超越时代泥淖的力量。

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记录中，在历史学界追溯与怀想的中国前辈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始终时隐时现，从未曾离开过人们的视野，这个人就是——雷海宗。雷海宗于1922年清华毕业，公费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哲学。1927年，他以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表《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文章而一举成名，其后任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历史系主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驻守海内学术重镇长达20年之久，被认为“是一位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他的学识、人品和学术贡献为学界所公认，享有‘史学宗师’之美誉”。

在西南联大期间，雷海宗先后设过“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西洋通史”“欧洲近古史”和“欧洲中古史”等课程。据听过他课的学生回忆，学生们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史学家，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的史学造诣和学术思想的精髓给他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雷海宗不仅学识精湛，知识广博，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强，上课时他不带片纸只字便能对所讲的问题做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兴致勃勃。“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所以，当时许多同学都愿意选修他的课，认为听他讲课不仅能获得系统而深入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享受。南开大学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教授回忆说：“一登上讲台，辄口若悬河，从其庞大的知识宝库中掏出的粒粒珠玑连串闪耀，令听众感到内容全面系统，且字斟句酌，无虚言冗语，逻辑性极强。每堂课自成段落，最后画龙点睛，有条不紊，益显其驾驭渊博知识的功力和才识。”同时，他的记忆力之强也表现在掌握历史年代的准确：每逢讲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年代时，他不仅能说出中国历史纪年（即历代帝王称号和年代），而且同时指出公元纪年。当学生课后将他顺口说出的年代与中、西历史纪年的工具书查对，看看有无记错之处和中西历换算的年代是否相符合时，结果都没有发现任何错误，对此都感到心悦诚服。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雷海宗是少数能够担任“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两门大课的教授之一。据说，当时西南联大历史类课程的任何一位教师请假，作为系主任的雷海宗都可以临时代课，其效果同样令学生满意甚至惊喜。当时全校性的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分甲、乙两组，为历史系专业学生讲授的列为甲组，钱穆、吴晗两位先后主讲，而为非历史系学生授课的则属乙组，由雷海宗主讲。“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适合理工科学生、略带“通识”性质的乙组课常常是听者盈门、济济一堂，即使是已考取研究生的吴于廑以及刘广京、任以都等日后的“史学名家”，都从雷海宗的“中国通史”课上颇为受益。抗战后期，美国有关方面曾邀请雷海宗等一批知名教授赴美讲学。但雷海宗婉言谢绝，决心坚守西南联大的教学岗位，与全国军民一起坚守本位，为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中国，烽火连天，山河破碎，民众颠沛流离。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一些坚贞之士不屈不挠，积极发表论著，判析国际形势，鼓舞国人奋力抗战。在从北到南的迁徙中，雷海宗看到全国军民英勇抗战、浴血杀敌的情景，精神为之振奋。在1938年2月的《扫荡报》上发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认为：“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因此，他认为通过英勇的抗战，中国定能保卫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在此基础上，雷海宗持续努力，将《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论文等汇辑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在书中，他认为中国文化头绪纷繁，绝非一人所能彻底阐明。因此，他在对中国文化进行诠释时，采用非常独到的视角，即从“兵”入手，对传统中国之所以积弱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如在《无兵的文化》中，他首先指出，中国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这样一个消极的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可称为“无兵的文化”，但其轮回起伏，有一定的法则。随后，他从政治制度的凝结、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官、朝代交替、人口与治乱、中国与外族等方面对秦以下的中国历史进行了分析探讨。最后，他提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独特的语言文字，或可解救中国文化不致沦亡。在《中国的兵》中，他则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分、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认为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让良民当兵，才能使中国自主自立。可以说，该书对“兵”的分析之深刻，笔力之犀利，观点之独到，用心之良苦，其中东西方社会和文明的知识之渊博，是非常罕见的。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篇幅不大，却是雷海宗的精心杰作，出版后在学术界乃至一般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反响，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成为20世纪中国的史学名著”。

1940年4月，雷海宗和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贺麟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先后出版17期，1941年12月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为止，共出版31期。他们在《战国策》和《战国》副刊上陆续撰文，用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来考察历史和文化，分析当时的世界形势，认为西方欧美文化正处在相当于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战国时代”所独有的国际战争特征的表现，中国面对这样的局势，必须找出应对之策，自主、自立、自强地建国和战胜日本侵略者，“战国策派”因此而得名。作为“战国策派”的核心成员，雷海宗陆续发表《张伯伦与楚怀王》《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中外的春秋时代》《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等文章。其中，发表于1940年9月第11期《战国策》上的《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中，他认为对历史的了解固然凭借传统的史实记载，但同样重要的是靠人的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精神，因为了解过程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整个宇宙人生观应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任何人对他们所处时代“一切的知识、欲望、思想与信仰，全不了解”就决不会有了解历史的能力；反之，他越能体察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况与精神，就越会增加他对过去历史的了解力。据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在《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中，他借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的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周期转折，都要有外来文化因子的融入。佛教文化的传入，成就了中国文化“第二周”的奇迹。同时，“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一理论，不仅具有学术创造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具有砥砺人心、振奋士气的现实功效”。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雷海宗与全国人民一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6月，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我们全家由昆明乘飞机飞往重庆。飞机抵重庆时，有两位女同事所带行李比较多，海宗即先将两位女同事的行李搬妥后，再搬自己的行李”。后来由于没有直接飞到北平的飞机，只得改由南京到上海。在上海乘轮船赴塘沽的途中，雷海宗临时肩负起组织数百名学生北上的重任，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将大队人马带到北京，体现了战时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

大师生平简介

雷海宗（1902年-1962年），字伯伦，河北永清人。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和建设历史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