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它不仅制约了科学发展，也影响到社会进步。我原以为这是内地教育的一大失误，后来读《吴大猷文录》（《大科学家文丛》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才知道这个问题在我国台湾省也出现过，但由于吴大猷等人及时发现才得以纠正。吴大猷是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他在海外工作多年，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话也许有较大说服力。

在这本书中，吴大猷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论这个问题。

第一，针对人们对科学的错误理解，他说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能，“是‘知识和智能’不可分的一体”。可见对于一个人来说，假如所受的教育太狭窄、太专门，那就只能掌握一些“片断个别的知识”，而不会通过了解科学的全貌来增长智能。这种人很可能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书簏，或者是一台只会工作不会思考的“机器”。

第二，针对人们过分看重实用的倾向，他告诉人们，科学家投身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都来源于纯粹的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当时的台湾社会被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潮所笼罩，许多人上大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面对这种倾向，吴大猷告诫大家：“教育的目的，不只限于知识的传授”，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学生思考”。这一观点对于纠正我们过于重视知识传授的偏向非常重要。

第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人们的欲望也越来越高，这就使人类陷入一个贪婪的欲壑难填的漩涡，其中最明显的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犯罪率不断增高。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一个人文与科学合一的文明”来发展人类的智能，控制人类的贪欲；要想让人文与科技“融合起来，成为更高层次的一个文化，着重的是需要改变人类的教育，使习科技的不成为‘机器人’，习人文的了解’科技’的性质”。也就是说，只能通才教育才能使我们具有更高智能，摆脱目前困境。

说到通才教育，吴大猷和余英时在1983年的对话值得注意。在这次对话中吴先生介绍了哈佛大学在1946年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零零碎碎的技术进步，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要使人们对科学有基本的了解，最好的办法是借助于通才教育。吴大猷说：“通才教育可使学生未来发展时，能有一种宽广的基础，使得念科学的人，也能了解、欣赏人文知识。同样地，念人文的人，如果对科学有清楚的了解，将来如果进入政府机构，在从事政府决定时，就可避免发生偏差。

我注意到，早在1945年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就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的基础，提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的报告。他们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销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极大威胁。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而自由的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普通教育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通才教育又称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

1984年，吴大猷还发表文章指出：台湾地区初中生毕业后就必须作职业教育或考高中的选择，这就不可能让学生养成求知的兴趣和习惯；至于大学的专业设置，也有过于狭窄的毛病。不久，吴大猷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由于“大学联招”（类似大陆高考）存在的问题，使中学教育出现三大偏差：一是课程设置太偏，二是文理分科太早，三是学业负担太重。这就是使大多数中学生在学习中只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不能理解知识的奥秘和科学的真谛，从而对科学丧失兴趣。为了纠正这些偏差，他成立了“人文社会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一方面主持高中教育改革，一方面组织相关教师培训，以便进一步提倡通才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吴大猷的恩师饶毓泰是胡适的学生。因此胡适在临终前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饶毓泰，一个是吴健雄。吴大猷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胡适认为这是他平生最得意、最自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