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朱光亚同志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7岁。

天若有情天亦泣。2011年2月27日，上午9点，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飘洒在北京城上空。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来到朱光亚家中，吊唁这位刚刚去世的“两弹一星”元勋。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慰问了朱光亚的爱人许慧君大姐：“朱光亚院士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我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核武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离去是一个巨大损失。”

与朱光亚共同工作了46年的经历给杜祥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其中一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

1966年12月28日，我国要在新疆进行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当时，从苏联学成回国两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九院”）理论部工作的杜祥琬搭乘时任该院副院长的朱光亚的专机，一同前往此次试验现场。就是在这次旅行中，朱光亚给杜祥琬留下了最初的印象：“朱光亚院士不善言辞，话也不多，一旦说话就很有分量。”

那时的新疆，正值数九寒天。他们大家都住在临时搭就的布帐篷里。帐篷内只有一个煤炉，后半夜还常常灭火，而室外温度却达零下20多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取得了试验的成功，为1967年6月17日更大当量的氢弹爆炸奠定了良好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核军备控制步伐加快。朱光亚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军备控制物理学”这一概念。他积聚了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并鼓励他们与国外科学家进行交流。而就他自己而言，自1950年4月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后，就一直没有出国，直到1991年才率团去美国交流核军备控制的最新进展。

杜祥琬也是此次赴美的团员之一。据杜祥琬回忆，在与美国科学家交流的过程中，虽然朱光亚是重大策划的牵头人与组织者，他却很少说话，而是把发言的机会交给我国的中青年科学家，他只是在关键的时刻才作简短表述。

有一次，杜祥琬与朱光亚合写的一篇有关军备控制物理学的文章将于《物理》杂志上发表。当杜祥琬将这篇文章交予朱光亚审阅时，出于尊重，将朱光亚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而朱光亚看后却将自己的名字挪到了最后一个。

直到80岁高龄，朱光亚才被同意辞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一职。在这期间，作为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的杜祥琬，也因此跟朱光亚有了更多接触。

“当时，朱光亚院士每次都会参加我们的专家组会议，对中青年科学家进行鼓励。”杜祥琬说，“此外，每次试验成功的时候，他都会亲临现场，给我们加油鼓劲，让我们大家觉得特别有干劲。”

朱光亚就战略研究提出的一些观点非常有见地。他认为，从事战略研究一定要作好顶层设计，此外还要厘清总体的物理概念，包括技术概念、系统和体系概念等等。而且，他还特别强调基础性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些话，时至今日杜祥琬犹铭记在心。

2002年，中国工程院领导换届，杜祥琬担任了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他记得，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徐匡迪去看望前任院长朱光亚时，他再三强调“院士一定要重质量”，一定要让院士队伍保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道德水平。

据杜祥琬回忆，一次朱光亚在审阅“863”项目组提交的简报时，特意在“XXX院士”的“院士”两个字上画了一个圈，并用他漂亮、秀气的铅笔小楷在空白处标注：“‘院士’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不能作为一种称谓使用。”直到现在，担任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的杜祥琬还将这句话奉为座右铭。

2009年12月25日，朱光亚85岁华诞之际，由杜祥琬主编的《战略科学家朱光亚》一书正式面世。这本书不仅展示了朱光亚各个时期生活与工作的珍贵照片，而且还有很多与他密切交往的科学家、高层领导的亲历回忆，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朱光亚的渊博学识、深厚造诣、淳厚人品和淡定境界。

朱光亚的一生，在杜祥琬看来，就是从核物理学家到一位名副其实、各方公认的战略科学家的一生。他不仅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也为我国国防科技，乃至科技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