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8日，当我从电话中听到恩师高渠清教授于2001年6月7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的消息时，悲痛的我，当时瘫软在会议桌前，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在我攻读研究生期间，正值祖国生活供应极端困难之际，是他怕我饿着，营养不良，每周都把我叫到他家中去分享国家给他特别照顾的营养品；他无时无刻地关怀着我的一切，冬天问寒，夏天问热，怕我步行太累，把家中唯一的女式坤车给我骑用；他严以律己，教我如何做人，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教我艰苦朴素，淡薄名利，学会团结周围同志；他教我如何钻研功课，学好理论课、基础技术课和专业课，让我学会博览科技群书，掌握知识宝库的内容，增大开阔思路的方法，从各方面来夯实自己；他教导我如何寻找科技的制高点，如何在这个制高点上去创新，去攀登科技的高峰……；他从人品、学识、方法各个方面对我提出要求，使我终生受益。正是这种师生之深情，凝聚着学子对交大的深情，凝聚着千千万万学子对母校的关怀，用母校高尚的传统、治学育人的精神时时约束着自己的行为和对事业、对祖国的一片执着，母校、严师的敬业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

远离母校的学子就是在这种学风、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为祖国做出了许多贡献，“不给母校丢脸”这是我经常要求自己，教导师弟、师徒的座右铭。

的确，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我首先想起母校，想起老师，经常打电话或登门请教，我感到我的一切行动和决策身后都有母校在支撑着，随着岁月的增长，这种感觉更加深厚。同样，当我在工作中取得成绩时，就象孩子对妈妈一样快速地告诉她，让她分享这种幸福。1995年当我第一次被评选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我首先把通知寄给了母校。当我被评上首届詹天佑成就奖大奖时；当我被同时选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时；当我被人事部授与科技功臣一等功时，我都把这些消息告诉母校，我感到这些成绩，这些荣誉的取得都是母校的荣誉，都是母校教导的结果，我从内心感到没有恩师、没有母校严格的教育，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母校的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做法，培养动手能力是很突出的，课后的实验课，假期的参观认识实习，毕业前的专业实习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校在严格课程教育上，在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培养上，在素质的全面提高上是紧紧扣在一起的，三者是齐头并进的，我深感缺一不可，正因为如此，出来的学生远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水平高，也很热衷于事业。他们干着技术性强、难度大的工作，当官的少，当总工程师的多，有人说交大的学生“傻”，但我说社会需要这样的“傻子”，社会的确是“傻子”建成的，国家正需要“傻子”这样的人才。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从精英式的培养逐渐扩大到大众化的培养时，宽进严出不能变，严出才能出人才，严出才能出认真的精神。我永远忘不了由于理论力学不及格而留级的在我班有7名，由于政治不及格留级的有1名，然而就是这些成绩平平、留过级的学生，在离开校门之后，他们还深感母校的教诲对他们很有帮助。这些人在不同的岗位上都成了技术骨干、拔尖人才、专业带头人、总工程师。在他们所处理的一切事情中，“严”字永不会被忘记。这种严格把关的校风，我感到在任何时侯都不能丢掉，宁缺毋滥，宁少勿降，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品德、校风不能变。

【注】高渠清: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隧道专家.194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45年留学英国,获英国新堡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隧道及地下工程学会理事长.

【作者简介】王梦恕，1961年9月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桥隧系，后攻读研究生，1965年4月获硕士学位，分配到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而后三十余年从事隧道工程施工与科研工作，晋升为局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