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激烈变化，正如当时人所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列强与近代文明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下，中华帝国迈开了艰难的近代化步伐。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器物层面的近代化时期。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生光化电来维护清王朝的纲常纪要，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时期。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还是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轰轰烈烈的立宪派，他们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意识层面的近代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举起了“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反思。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进士点翰林，入值南书房行走，曾担任过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诏受福建按察使，并曾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出使英法。他是近代化历程第一阶段的代表性思想家，但其思想又远远超越了同时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他不仅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更强调了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文明，甚至远见卓识地觉察到了道德、人心、风俗的重要。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郭嵩焘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而站到制度的层面，甚至更跨越到思想意识的层面上。其认识的深刻和超前惊世骇俗、振聋发聩。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看到了闭关自守的危机和朝廷士大夫的虚骄自大，承认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他们认为所要学的和极尽赞赏的仅仅只是以洋枪、洋炮、洋船为表象的西方科学技术。郭嵩焘也曾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

　　他第一次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和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事物，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这年年初，他曾奉曾国藩之命，赴江浙为湘军筹款。正月二十五日，他在杭州与浙江著名学者邵位西讨论“西洋测天之略”。他对自己最近在西洋读物上看到的“日心说”颇为怀疑。在和邵位西充分交换了各自看法之后，郭嵩焘似乎豁然开朗，满心新奇无以言表。二月初五他来到上海，初七日他参观了上海洋泾浜法国人办的利名、泰兴两处洋行，看到了价格极其昂贵的风雨表和双眼千里镜。接着他又参观了领事馆的一处洋楼，他在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房屋的结构和陈设，甚至记录了领事馆洋人女子的生活习惯，以及在回船路上遇到的两个“秀美”的夷人小儿。初九日他在人陪同下前往参观火轮船。他全面介绍了英国富领事轮船的结构、各主要部件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他还不厌其烦地描述洋人款待的酒食，即便是悬在轮船两旁随风摇摆的西洋吊床也没有逃过郭嵩焘的眼睛。最后他还考察了由西洋传教士麦都事创办的墨海书馆，并由此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王韬等人，觅得西人所撰《数学启蒙》和西人刊行的新闻报纸《遐迩贯珍》数部。在那里他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以及它工作的情况，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短暂的上海之行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虚心求教的态度表明了他对西洋器物的赞赏。此后，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和十一月间，郭嵩焘多次与友人何秋涛讨论俄罗斯史地，并向其索要论著《朔方备乘》仔细赏读；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还特别提到了魏源《海国图志》近增一百卷，以及详细介绍西洋制器之法两本新书：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邓复光的《镜镜诠痴》。同治初年（1862年），郭嵩焘在上海、广东等地，继续接触西人、西学。他从与李鸿章侃侃而谈，议论军事方略的英国军官身上看到了西洋也大有人在；他从英法联军会攻嘉定太平军，顷刻拿下的战况感到了洋人兵精器利，是为忧患；他在“得利洋行”第一次看到了碾麦的“火轮磨”和所谓“传书铁线”的电报，禁不住赞叹真是巧夺天工，称雄中国。

　　郭嵩焘一开始也相信以西洋先进的器物、技艺，嫁接中国传统的纲常政教就足以解决天朝所有的困惑。然而洋务实践的处处受阻，事事受挫，以及整个洋务事业的了无起色显然使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渐渐对中国固有政教习俗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看到西洋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它之所以富强并非偶然，有其自身的本末和体用，而根本在于政教风俗。洋务派极力效法西方的所谓“长技”，其实只不过是其“末节”而已。郭嵩焘这一思想的变化，清晰反映在不同时期他对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活动家做出的不同评价上。

　　早先，郭嵩焘在和友人谈论洋务时，对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桢等洋务名臣大加赞赏，认为李能知其大，丁能致其精，沈能求其实，而自叹不如。可是若干年后，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当在巴黎担任驻法公使的郭嵩焘，看到李鸿章通篇谈论枪炮军械的折件，并得知其跃跃欲试计划购买德国制造的轮船时，毫不客气地说：李相伯考察西洋军火虽然是很精通的，但是很可惜这些都只是洋人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最根本，最精要之处李鸿章却没有注意到。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二十九日，郭嵩焘和友人张力臣谈论西洋政教风俗的本源。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张氏重新评价李、丁、沈三人的赞赏。在他看来，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桢都一味地考求西洋富强的技术，对于西洋政教风俗毫不涉及。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即便是他们能够使中国的技术和西洋相匹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些细节问题。更何况中国与西方在技术方面的差距也根本是无法丈量的。

　　因此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于《条议海防事宜》中，就最早在中国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观点。他认为“本”是指政教和政治方面的创制，“末”是指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承认中国之“用”即科学技术不如人，而不承认中国之“体”，即当时的封建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无疑割裂了体与用的统一关系。恰恰正是因为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才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在郭嵩焘看来，要使中国富强，不能光学西方的坚船利炮，也不能只学西方的工业制造，关键还是要首先从政治上进行改革，才算抓住了根本和基础，否则只能是舍本逐末。

　　郭嵩焘在出国之前对政治改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笼统，仅仅集中在对朝廷法度和纪律的剖析上。然而出使英法以后，他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明确。在担任英法公使期间，他对西方国家的新事物、新学理细加研究，勤加考求。初至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衙门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注意到了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英国两党政治，较之专制政体的随声附和确实要高明多了。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在和友人李丹崖讨论英国政治风气时，李氏不解为何平日里相处很好的两党议员，对于国政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辩论的结果总是以人多为胜，败者一方也不会因此要挟为难。郭嵩焘发表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指出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人物个人品质的问题。他说西洋国家议会和两党相维系的施政保证比君主贤德更靠得住一些。何以能如此呢？郭氏进而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日记，概述了英国由君权到民权的历史，不啻为一章英国政治简史，他说西洋国家长期稳定、国运昌盛的原因就在于有巴力门议政院维持国是，由民自选的买阿尔衙门处理政务，上达民情。两者相辅相成，所以才能立国千百年而不败。他接着说限制君权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争取民权却容易得到人民拥护。他看到了中西政体国体的差异：中国崇君，西洋重民；中国强调德治，西洋则强调法治，国家的安危更加合理地系于法制的建立和健全基础之上，所以能够形成普遍的规范和约束；中国皇帝总揽大权，政策的推行依赖有限的官僚体制。西洋国家则凡事以民为本，将政权交给大臣和庶民，各国士民都可以参与国政得失的讨论，所以能够保持长久的稳定和繁荣。他大声疾呼：西洋的这种风气是最应该提倡的。由此，郭嵩焘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从而否定了将天下的治乱和苍生的祸福完全系于最高统治者一人之身的“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他说英国的强盛在于议院制的设立，日本也是因为仿效了西方的议院制才使国家走向繁荣的。对封建政治的不满和对议院制的赞赏，明确反映了他认识到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在近代思想史上，郭嵩焘倡导在中国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他还非常留心西方司法制度等其它社会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改善监狱条件，废除过于严酷的刑罚等，这样才能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光绪四年（1878年）驻英期间，郭嵩焘在一次与英人的讨论中，热情地描绘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即在保留皇帝的前提下，其他一切，包括各项政治制度都要全面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资产阶级所渴望的“民主”和“民权”似乎都在这里隐约可见了。

　　郭嵩焘虽然批评舍本逐末的洋务思潮，但并未因此裹足不前，他同样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等经济活动在强国之路上的重要作用。郭嵩焘在国内任职期间，即很关心生产、流通、交换等经济领域的事务。他在出使英法时期，更是十分注意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在赴英途中，他和一个意大利的富商同舟，通过交谈，得知这个在国内是世爵，并获一等宝星的富商居然在伦敦开设洋行。贵族经商，这在贱商、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郭嵩焘由此开始注意到中西经济生活领域的诸多不同。出国以后，他与英国著名的铁路专家史蒂芬森书信往来，讨论中国修建铁路事宜；他在英人陪同下至斯达佛访问煤铁各厂，参观炼钢轧钢、高炉出铁，并和矿工矿主攀谈；他参观了洋行、电报局、皇家造币厂、英格兰银行、税务局、织绣院、轮船机器厂、瓷窑……广泛接触到欧洲工业文明之后的郭嵩焘继续放眼西洋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并开始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来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他诚恳地向井上馨、马格里等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应当读什么样的书，得知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詹姆士·密尔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后来还反复与英、日学者和官员讨论中国的税收、矿物和铁路造价。他对英国官吏根据薪俸纳税的法则大加赞赏，并大胆地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在专制国家是行不通的。西方各国的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商业的举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谋求中国富强也要先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为最终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他大胆主张开埠通商。在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他说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是要招徕商贾，没有谁会把闭关绝市当作仁义来施行的。他甚至说多开一个口岸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也没有坏处。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造船业。他说，如果老百姓能够制造火轮船，那就是和洋人夺利，这和战场上的争胜负没有什么差别。他积极主张打破官府垄断，给商民更多自由经营的空间，从而成为近代民办工业的首倡者。他奏请纂成通商则例以保护商人利益，甚至主张让商人参政。他希望朝廷效法西方各国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求国富民强。这些思想的火花在仍重弹着重农抑商老调的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犹如空谷足音。

　　郭嵩焘数度成为晚清社会的风云人物，但是仕途的坎坷又使他最终处于天朝政治的边缘，所以他的体制改革思想在其生前对清廷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在郭嵩焘作古十多年后，清王朝又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垂死挣扎——清末新政。从清廷这次改革的许多政治经济措施中我们都似曾相识地看到了郭嵩焘的影子。

　　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寂和悲哀的。郭嵩焘倡导的“以通商为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以“政教为本”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均遭到了来自朝野上下的百般非议。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历史境遇，郭嵩焘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商业也好，改良政治也好，都必须从改变人心风俗做起。正如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一疏中论述的，只有使政教深入人心，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才是最根本的出路。他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和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深刻认识到道德、精神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的顽固派抱残守缺，拒绝学习任何西方的东西；即便是看起来先进的洋务派也只是单纯强调“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至于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他们也仍然固守着传统。郭嵩焘比同时代人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对传统的人心风俗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批判，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一种当时更为先进的人心风俗——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及其体系，并且进一步成为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滥觞。

　　风雨飘摇之中的晚清社会经济凋敝，吏治腐败，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价值迷失……然而走出国门的郭嵩焘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西方人永进无止、乐于趋公、不避艰辛、拱卫国家、风俗淳厚的精神面貌和两党相持、君民相随的民主风气。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国在世界上实已沦为文化二流之国了。他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批判，对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以及好虚不实的传统人心风俗作了具体分析。同时他通过对英法的实地考察，对西方人的开放求实、积极奋进以及重商求利的民族精神颇为赞赏。

　　为了废除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传统人心风俗，他积极投身于实践。起初他寄希望于朝廷能够以身作则，风范天下，从而扭转世风日下的局面。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陛见皇帝时说，只要朝廷认真一段工夫，破除陈规陋习，老老实实办事，那么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天下的百姓自然跟着朝廷走，久而久之便会形成良好的风气。所以只要朝廷做个好榜样，社会风气便会好转。但是不争的事实击碎了郭嵩焘对满清统治者的幻想，他转而寄希望于士大夫能够积极进行风习教育。他认为政教的得失，纪纲法度的修废，士大夫无能为力，但却应该以改善人心风俗为己任。改善的方法无非是大力推行有益于人心风俗之事，而坚决反对有损人心风俗之事。他在晚年深切体会到人心风俗是立国之本，而挽回人心风俗必须从学校开始。只有学校修明，人心风俗才能够得到振兴，懵懂之人才能够被潜移默化。

　　他自己在解职返乡、赋闲家居时，更是以挽救人心风俗为责，孜孜于教育事业。他曾写信给长沙三大书院的山长，痛呈完善学校对于挽救民情的重要作用。他更是尽一己之力兴学、办学。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他参与湖南学政朱肯夫的兴学计划。他帮助拟定章程，建立经、史、文、艺各堂，还参考了严复草写的英、法两国的学馆课程。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主讲城南书院时创设了思贤讲舍，初衷除了要陶冶和培养人才外，还想有益于乡里国家，不单纯追求为学而学。但是在当时，要想建立一所全新的西式学校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若干课程如数学等，亦遭大忌。世风如此，他也只能着力于整顿风俗和转移风气，而不能奢谈其他。办学的艰难使郭嵩焘充分认识到人心风俗改造的难度，陈规陋习决非朝夕之功可以消除。他说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三十年可以告成，学习西方生产制造技术则需要五十年，而建立一所学校需待百年之后才大有收获。一百年清除陋习，一百年培养新人，再一百年稳固新风尚。振兴人心风俗需要不间断的三百年光阴。

　　如果说教育是人心风俗改造的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工作，那么禁烟则是眼前最具体入微的问题。郭嵩焘在英国时，就和英国禁烟会的友人有过私下的接触，对他们的行为表示赞同和感谢。他还亲自参加了英国人的禁烟会。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初八，郭嵩焘和副使刘锡鸿会奏朝廷请禁鸦片，他说朝廷对烟民应该宽限时日，辅以教化，最重要的是让人们从心里感到吸食鸦片的可耻。返乡以后，他与友人一起筹备设立禁烟公社，商议禁烟公约，拟定每年集会四次。几乎每次集会都由郭嵩焘主讲，他反复宣讲鸦片流毒中国，人心风俗日益败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号召人们要认清鸦片之毒害，下定决心洁身自好，不要沾染恶习，已经吸食成瘾的一定要坚决戒除。然而这样一个温和、公益性的工作，还是招致了时人的不满，禁烟活动步履维艰。即便如此，郭嵩焘依旧没有放弃，他告诉友人，自己之所以知难而不退，是因为禁烟确实有关人心风俗啊。

　　郭嵩焘在思考实现近代化的历程当中，甚至还触及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问题。他觉察到了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认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兴盛要靠国民的觉悟和奋起，渐渐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提上了历史议程，并且导引了国人认识自己，提高自身素质的探索。

　　郭嵩焘的许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封建主义本身所能调适的范畴，因而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只能败下阵来。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悲哀。然而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后，历史似乎依然走上了当年郭嵩焘指出的那条道路，所不同的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