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国共产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为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他勇于担当，参与粉碎“四人帮”，扫除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他仗义执言，大力推动中共中央恢复邓小平的一切领导职务；他同邓小平等共同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转折。

勇于担当，粉碎“四人帮”，扫除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

1975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病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重大决策，推出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对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四人帮”不甘心失败，1975年底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动荡局面。《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忧心如焚，决心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彻底粉碎“四人帮”。叶剑英首先与一些党政军负责同志沟通，坚决顶住“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切无理要求，决不能让“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同时，叶剑英与华国锋深入交谈，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华国锋后来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时，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有着举足轻重作用。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负责同志回忆，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再一次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叶帅坚定地说：“对！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叶剑英通过与汪东兴谈话，了解到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是坚决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立场上的。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一定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至于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同时，叶剑英与军事科学院、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等，保持着密切联系，要求他们加强战备，掌握好各总部机关、陆海空军和海防边防，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对付一切突发事件。叶剑英同李先念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说，我们同他们（指“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叶剑英同华国锋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成员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研究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重要新闻单位的人选。有人曾主张用召开中央会议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则认为，“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一般的斗争，其性质已经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采取特殊方式彻底解决。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商量后决定：对“四人帮”隔离审查，采取果断措施，彻底解决，然后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成员报告。他认为：“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然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互通信息，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宣布执行同样的决定。”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明确提出“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排除重重阻力，坚决主张请邓小平、陈云等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工作，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叶剑英曾把邓小平接到自己住地，详细介绍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解决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等问题。经过叶剑英的周密安排，邓小平搬到北京郊区西山居住。叶剑英的这一举动，为邓小平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国内动态、密切注视国内形势的发展、随时出来工作，提供了方便。粉碎“四人帮”后第3天，叶剑英得知华国锋要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后，极为焦虑，认为会影响和阻碍邓小平恢复工作，次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此后，叶剑英等多次提出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鉴于有人坚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坚决支持叶剑英的提议，他明确表态：“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1977年2月，有位熟悉的同志对叶剑英说：“趁你在世时，头一步能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这就了不起，到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个字：开国元勋，乾坤巨手。”1977年5月，叶剑英与邓小平等老同志聚会，共商国是。他非常诚恳地对邓小平说：“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经过叶剑英等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邓小平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七十三岁了，想再活二十年到三十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外国通讯社讲我七十四岁，给我加了一岁，实际是七十三岁。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邓小平复出，是对“两个凡是”的最大挑战与首战的决定性胜利。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在指导全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高度评价邓小平，推荐他主持全党全军工作：“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为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邓小平等一起，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转折

1977年11月底，人民日报《情况汇编》把中共中央组织部一批老干部要求调整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意见，印成材料，报送叶剑英等。叶剑英非常重视。1977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叶剑英就此表态说：“现在冤假错案申诉太多了，要找个包公来判案。”叶剑英和邓小平共同提出新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人选，得到中央同意。新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走马上任，立即秉承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意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拨乱反正，解放干部，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叶剑英坚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早明确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他大力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认为必须彻底打碎“十年内乱”形成的种种精神枷锁。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问题。

叶剑英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强调，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旗帜鲜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粉碎“四人帮”，清除了阻碍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叶剑英立即将注意力转到如何推动中国发展上。据叶剑英一位子女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百废待兴，老人家很着急，到处讲，走到什么地方都讲，要好好搞，快搞。我记得他到了梅县，就建议从广州修铁路，他讲这个最多，你们快修铁路啊，这个将来有很多好处。我想下次回来坐火车回来，这个话我印象很深。老人家的心情可以理解，就是希望建设搞快点。1978年3月，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把振兴国家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举国一致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过叶剑英、邓小平等共同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实现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此，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开始进行经济体制和各方面的改革。叶剑英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在1979年9月指出：“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央与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叶剑英认为，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利于发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积极性。“要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适当扩大地方的经济权限”，“地方从省到县到公社，也有一个分权问题”。他强调，只限于国家管理机关上一级向下一级放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解决企业内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问题，即企业经营自主权问题。必须“要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把企业收入的高低同经营的好坏密切联系起来，把劳动者报酬的多少同他们对国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密切联系起来”。叶剑英阐发的思想、观点，振聋发聩，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叶剑英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极为关注。通过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他认为：中国人口多、耕地少，不改变过去“以粮为纲”的产业结构，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使广大农民真正富裕起来。1979年6月，叶剑英接见广东的地、市、县委书记时指出，“加速粮食和橡胶、胡椒、咖啡等热带作物的生产”，“要向山区进军，把山区建设好，木薯可以上山，果树上山，还有茶叶、油桐、油菜等都可以上山”，“可以发展畜牧业，门路广得很”。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实践证明，叶剑英的农村改革思想，对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对不断深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采取各种方式方法活跃农村经济、振兴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