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敏，原名周镇宇，江苏徐州人，生于1918年10月10日，卒于2000年3月6日，享年82岁。今年是彭敏诞辰100周年。

人活70古来稀，能活到82岁，彭敏的寿命不算短也不算长。他的家族长寿者多，他母亲、哥哥、堂姐的寿命都超过了90岁，亲妹妹周文已经98岁了，还健康地活着。若不是因为疾病，彭敏再活10年应无问题。

说起彭敏的身体，他因从小参加革命，后又负责修路架桥，常年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健康受到影响，得了胃病、肺结核；脚负伤做过手术；养成抽烟的不良习惯，以致老年患有多种疾病，最后死于肺癌。

彭敏常说：“人活着就是要让别人由于你而生活得更美好！”他走的时候很平静，是因为祖国的江河山川上有那么多他经手的桥梁和铁路还在为人民造福，这是他的幸福。他还说：“有些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但还活着。”这是他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他死而无憾。

历史的使命

如果说幸运，那就是铁道部长滕代远慧眼识珠，发现了彭敏这个人才，并使用得当。1949年，解放战争中滕代远就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彭敏在铁道纵队三支队，从东北开始抢修铁路，1949年初，入关抢修津浦线。淮海战役后津浦南段的铁路破坏十分严重。淮河大桥、明光大桥在短期内难以修复，而大军渡江后，解放了的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恢复正常生活与生产、安定人心，要电、要煤，大军继续南进所需的后方供应也都需要运输，这双重任务若只依靠手推车、渡船难以维持。华东支前司令部还遇到春耕生产要求大批民工返乡的难题。滕代远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修复淮河大桥、打通津浦线、支援上海的问题。当时议论纷纷，多数主张恢复正桥，但耗时长，多则一年，少则八个月。滕代远力排众议，决定最多三个月抢通淮河桥。滕代远也清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革命战争的形势刻不容缓。他召彭敏到京，亲自布置任务。最终，彭敏领导三支队仅用了两个多月，赶在洪水到来之前修通了淮河铁路便桥。滕代远在《人民铁道》杂志发刊词上说：“铁路是一个由庞杂的现代技术组成的机构，必须用切实细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才能驾驭它，单凭热情没有专门知识，就办不好铁路。”他要求彭敏写出总结报告，刊登在该杂志第1期的第1篇。滕代远认为彭敏不仅具有完成任务的坚毅刚强的革命斗志，更可贵的是他还具备修建铁路桥梁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的组织能力。

抗美援朝中，美军为阻断志愿军的一切粮弹供应，疯狂地轰炸破坏铁路线，对志愿军实行绞杀战。彭敏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力量抢修铁路桥梁，保证交通运输。1950年、1951年，彭敏连续被评为全国及铁路系统工农兵劳动模范。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1950年初，政府预见到经济建设的发展，指示中央军委铁道部着手筹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滕代远深知在长江上修大桥一定会遇到巨大困难。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与旧社会那种由外国洋行投资并控制建桥技术的时代截然不同，要以崭新的形式搞建设，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建设大桥。铁道部党组织需要一名既有领导能力，又具有修桥本领的干部来领导修建长江第一桥。滕代远选择了彭敏，甚至在得知彭敏已负伤后，仍不改初衷，坚持等他恢复健康。

1952年初夏，彭敏右脚负伤，从朝鲜回国，住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曾建议截肢。彭敏曾回忆说：“1952年，我从朝鲜战场负伤回国治疗，一天滕部长亲自去医院看我，安慰我好好养伤，他告诉我，现在正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养好伤回铁道部担任领导大桥的修建工作。这对我面对可能残废的沉重心情是胜过医药疗效的最大安慰和治疗。出院前，傅连璋院长曾到病房看我并告诉我，我的这只脚是滕代远同志嘱咐设法保存下来的，只要顽强锻炼，我可以和常人一样走路。”傅连璋院长的话像一股暖流，温暖了彭敏的心。他深深地体会到组织的关心：养好脚伤不仅对自己，而且对于新中国的建桥事业是多么重要。“出院后我拄着双拐，正是冬天，滕部长又安排我去广州疗养。”两个月后，经过刻苦锻炼，彭敏已经可以不依赖双拐走路了。

1953年，彭敏开始负责大桥工程局的系列工作。先修建配套工程汉水铁桥，组织施工队伍进行大练兵。7月，武汉长江大桥设计方案完成，铁道部领导安排彭敏等9人带设计方案到苏联进行审定。9月29日，彭敏对苏联鉴定书中9项修正提出了具体措施并提交武汉长江大桥的工作报告，10月10日铁道部上报政府批准，1954年1月，政务院正式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

天堑的考验

凡是参加了武汉大桥工程建设的人都感到自豪并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万里长江第一桥是彭敏一生中干过的最完整最完美的大工程。

1998年10月，家人给彭敏做80大寿。

长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水深流急，在武汉地区洪水期间水深达40米，流速每秒达3米，而且洪峰持续时间很长，每年有八九个月；地质情况也很复杂，间有大风，有时风力达9级。这条江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始终没有桥，古称“天堑”，是长期阻断中国大江南北铁路及公路交通的一大天然障碍。当大桥施工进入到具体技术设计阶段时，在长江天堑上架桥的困难才真正显露出来。

原设计方案中，修筑桥墩基础准备采用气压沉箱法，这是当时世界上各种深水基础中唯一可靠的方法。工人在沉入水底的气压沉箱中施工，眼睛可以直接看到基底并挖掘清除基地土壤和障碍，但沉箱中的工人必须经受几个大气压力的威胁。江底越深，沉箱就需下沉得越深，箱中大气压力也就越大。压力对人的生命安全有直接影响。工作室大气压规定3.8个大气压为最高限度，以35米深为安全限度。按鉴定，施工水位定为18米时，沉箱则深38.39米，沉箱内的压力超过3.8个大气压，工人在沉箱中只能连续工作半小时。全年仅三个月可以施工，须在沉箱内开凿6430立方米的岩石，且是在近40米深的水下，世界上尚无先例。

长江上难以确定施工水位，因为必须明确如何保证工人的生命安全和施工工期；沉箱设备的费用大得惊人，我国自己不能制造，得从国外订制；长江地质情况表明，桥墩处的岩石高差很大，岩石的作业量也极大；所需的沉箱工人的数量也是惊人的，还需要花时间训练培养；有一个墩位的炭质页岩含有毒的气体，不利于工人在沉箱里施工。因此水中桥墩的技术设计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大桥施工无法进行。

1954年7月我国政府聘请的苏联专家组来了。组长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是一个敢想的人物，他在解放战争中为帮助抢修铁路桥梁多次来过中国，和彭敏结识并成为朋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西林和他的老师葛洛克罗夫专家受聘在铁道部帮助工作，曾到武汉长江勘察过，了解长江的水文地质情况，考虑过要用什么办法代替气压沉箱。此时西林已想出一个新结构的轮廓，把收集的资料也带来了。

一开始，出于慎重，西林没有轻易提出新的方法，毕竟气压沉箱法是使用了一百年的老方法，具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设备和规程，而自己的新方法还只是存在于脑子里的东西。当沉箱法老路实在走不通时，西林才提出他大胆的想法，以取得彭敏及其他中国同志的拥护和支持。

西林的想法，简单地说，就是“把圆柱一样粗的管柱打到岩盘上，在管柱中用大型钻机钻岩，再在管内填充混凝土成为柱承托承台，在承台上再筑桥墩，工人不用下到水底施工”。

关键时刻的作用

摆在彭敏面前的问题是坚持采用原批准方案还是另行探寻新方法，这是个关键问题。按常理，一般领导干部的做法都是上级让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原来的方案是经铁道部、苏联鉴定专家组审查过的，国家政府也已正式批准，与自己的责任不大。但是这样做的话，那上述的气压沉箱法在长江施工中的一系列问题该如何解决？这个桥怎么修？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而采用西林提出的新方法也没那么简单，那是需要勇气的，没有丝毫依据，单凭脑子想总是不行的。

彭敏很清楚，很多事胜负成败就在一瞬间。彭敏以自己对西林的了解和自己建桥修桥的经验，认为西林的想法是有可能取代气压沉箱法的好办法。

他说：“我开始感觉到摆在面前的将是一个不平凡的斗争。我要尽我一切力量支持和实现这个理想，会有更多的人支持的，我愿意学习新的东西。”他把西林的想法拿到会上讨论，汪菊潜总工程师说：“部长指示我们向苏联专家学习，用气压沉箱施工我们也要学习，都是学习就不如学更新的东西。”副总工程师梅旸春说：“老彭啊，沉箱法危险挺大，不是什么好方法，不如学习一下新办法吧。”彭敏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创新的试验过程中困难可能会很多，但若成功，就比气压沉箱遇到的困难少很多，因此多数同志赞成试试这个新方法。

西林提出的只是一个没有实践过的想法，他又是年轻的专家，资历比较浅，跟西林一起来的苏联专家们都反对这一新方案，坚持要采用原定方案。彭敏启发大家说：“是让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近乎不可能的情况下沿用旧的气压沉箱法工作呢，还是大胆采用新方法来解决这些施工中的问题呢？”经过多次讨论，彭敏在大桥局内统一了思想。中苏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研究了新方法，为了证实新方法的可能性，制定了初步的试验计划。开始制造钻机、下沉管柱时，困难确实不断涌现：“事先想到的和没想到的都发生了”，但经过努力也都解决了。到1954年底，他们根据初步试验结果设计出一个新的结构方案。

彭敏和西林一起去北京，将新方案报铁道部，请求改变原初步设计基础施工中的气压沉箱方案。谁也不能估量当时的彭敏内心背负着多大的责任和压力：要向前闯，做一件世界上前人都没有做过的事，碰得头破血流是有可能的；况且组织上刚刚给他念了“紧箍咒”，因上半年在汉水铁桥与苏联顾问奥尼斯阔夫产生分歧，他被警告处分并全国通报批评，以防止骄傲自满。

但是彭敏不是那种畏首畏尾的人，他不担心自己会怎样，只是担心“方案变更会不会有麻烦，初步设计方案是经过苏联正式鉴定的，要改变它，可能费些周折”。令他感动的是滕代远非常重视，听取了他们关于新方案的汇报，又召集专家、有关领导讨论后，同意将修改初步设计意见报请政务院批准。政务院批准了，周总理要求在长江上继续进行试验，同时去信征求苏联鉴定委员会的意见。苏联方面召西林回去汇报，因为新施工方案在世界桥梁史上从未使用过。最后苏联复函同意，并指示必须进行详细的试验工作。

得到这个结果，彭敏高兴极了，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有了领导的坚决支持，彭敏可以迈开步伐，带领全局的工程技术人员从旧的气压沉箱法的束缚里走出来，在开拓创新的道路上前进。彭敏由衷地敬佩滕代远，每次在关键时刻他都能作出重大决策，从而扭转战局。在新方法试验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滕代远又给彭敏批示：“只有成，没有败；只能成，不许败！”这是一个没有退路的死命令。彭敏以此号召大桥局全体职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创造性地实现新方法。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因采用新创造的方法而提前建成通车，它以开拓性的勇于创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我国铁路桥梁事业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创新向前

在武汉长江大桥采用新方法即大型管柱钻孔法试验成功后，1955年底，彭敏写了一篇深刻的总结。他说：“新方法的成功是先进思想战胜保守思想的实实在在的例证。假如我们没有清醒地看到这些，认为只是一个技术改革的胜利，我们就不能深刻地掌握将来，就会在新的困难面前裹足不前，就会自满起来，让新的事物再把我们甩到后面去。”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之后，但凡遇到铁路上的大型桥梁工程，国家都会想到彭敏。他的人生道路可谓波澜壮阔，充满奋斗自强精神。在修南京桥最困难的时期，彭敏说：“国家需要这个桥，我们就要越早、越快修好它！”在云贵高原修西南三线铁路，彭敏坚持要把成昆铁路建设为“技术先进、能力强大、现代化的新型铁路”。他说：“铁路建设的步伐要迈得大一些，不然赶不上、超不过世界水平。”在遥远的非洲修坦赞铁路时他说：“这样大的援外工程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是考验我们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过程。”他为中国铁路桥梁事业的发展开辟出了广阔的天地，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南京长江大桥和成昆铁路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人生中总有坎坷，彭敏被冤枉、被误解也是有的。革命的队伍里，一些人在困难面前往往束手无策；但在荣誉和成果面前，掠功灭绩的手段却是很高明的。彭敏时刻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坚持先进、创新，摈弃旧的、落后的观念和事务。在他心里，革命的任务按期完成，就是对人民最好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