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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何镜堂         
中国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何镜堂
[ 作者:佚名    转贴自:网络    点击数:20    更新时间:2020-05-21    文章录入:admin ]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北京奥运会摔跤馆、羽毛球馆,中国市长大厦,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何镜堂院士的名字,和一大串着名建筑连在一起,其中任何一栋,都让人心生景仰。

何院士是中国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可他的建筑设计事业40多岁才起步———他的传奇是怎样炼成的?

 

刚读大学

连抽水马桶都没见过

 

羊城晚报:您是怎样成长为“大家”的?许多学者都有家学渊源,您也是吗?

何镜堂:我的家庭相当普通。父亲只念过初中,妈妈只念过小学。家人教给我的,是诚实、爱、感恩。

我哥哥喜欢画画,受他影响,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但也喜欢数理化,想当工程师。后来老师说,你干脆当建筑师吧,半个艺术家、半个工程师。这正合我意。所以后来报考了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从那时起,我就与建筑结下不解之缘,爱这个专业,特别爱。

羊城晚报:您来自小城镇,却为大都市建了那么多大建筑,您的出身没有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何镜堂:建筑专业必须跟生活结合,前提是了解生活、懂得生活。我是东莞人,当时东莞是个小城,整个县才六七万人,而且那个年代很落后,我有很多东西都不懂。但我60多个大学同学当中有很多来自港澳,刚开始,连他们在家用的抽水马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家里是蹲的、架在水塘上的那种。港澳的同学个个生活很现代,我很快就“近朱者赤”了。

 

下放农村

苦难日子换得八个字

 

羊城晚报:后来呢?毕业了,工作好找吧?

何镜堂:当年教育大发展,老师不够,我1956年进校,那时学建筑是五年,我大四就被提前留校当老师。后来学校担心这样的老师质量不高,我又回到班上继续念书,直到1961年毕业。

毕业后,读研读到1965年。再后来,留校,结果“文革”了。建筑专业跟意识形态有关,我们成了“修正主义”苗子。1967年,我被安排到湖北省设计院。后来又下放到湖北郧县的山里当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羊城晚报:那段日子意味着什么?苦难?

何镜堂:说实话,不是苦难,而是八个字:学到很多,终身受益。

“文革”荒废了很多时间,但我有个大收获: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学会了辩证思维和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找主要矛盾,直到现在,这还是我搞建筑设计的思想方法!也是我提出“两观三性”创作思想的哲学基础。

羊城晚报:“文革”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航向,您却把握住了自己?

何镜堂:我始终觉得,做人要有追求,人生方向始终要把准。

 

回到广东

人生每一步都有计划

 

羊城晚报:后来又是什么机缘让您回到广东?回到母校?

何镜堂:决定回广东有几个原因:第一,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参观过深圳,热血沸腾,觉得广东机会多。第二,广东是家乡,有较好的人脉,对地方文化了解,气候适应。

我这个人,人生关键的每一步,都有计划,有定位。当时我分析,建筑行业能出成果的路子很多。比如,早一辈的梁思成,大建筑学家,但不搞具体设计,专做研究型教授,创立学科。还有一条,比如我太太的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作品多,大师多,不少人可能写书不多,但也很出名。

这两条路都要慢慢积累。但我当时40多岁了,没时间从头开始了,我能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呢?基于这一想法,我回到了母校,1983年,我45岁了。

羊城晚报:回来后,您迅速爆发,成果迭出?

何镜堂:回广州后大概三天,机会就来了,深圳科学馆招标设计方案。我和太太全力以赴,把十几年来的热情,还有当时吸收的国外先进理念全用上了。方案送到深圳,市政府当晚就决定采用。那是对我的极大鼓舞!

从这个项目开始,我就定了一个目标:任何一个重要设计,都要做专题设计;都要做精品;都要写学术论文,在中国最好的建筑杂志上发表。我的这一篇论文上了《建筑学报》,这是我的第一篇科学论文!

羊城晚报:那是您做设计的真正开始?

何镜堂:对。而且一发不可收。成果、荣誉很多。当然,这些成果都是属于团队的。

1989年,学校提升我为副院长,我当时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但不能脱产。1992年我又当了院长,直到现在,我没脱产过一天。

 

不怕失败

46%中标率属“世界高手”

 

羊城晚报: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最近感慨,说您“很了不起,是英雄!”很多人功成名就之后越来越保守,不参与竞争。可您71岁了,还在不停地参加竞赛投标。您不怕失败、丢面子?

何镜堂:呵呵,我跟你讲,我也有思想斗争过程!开始我想,我什么都有了,吃的住的,国家给的都很好。建筑投标时,去当当评委,吃住都好,心情好多说几句,说完就走了。但我做不到,因为我还是有追求,还是要搞出好作品来。

60岁当选院士,当时也准备很快就退。结果那时碰到教育事业大发展,很多大学要新、扩建校园。我很感兴趣,组织力量参加。浙江大学设计方案中标了。我很受鼓舞,觉得整个社会在推着你往前走,你不走,就太对不起社会了。

羊城晚报:我们看到一个数据:2003年您中标率是46%———也就是说,您在当年的竞标中有54%失败了?

何镜堂:哈哈,哪有常胜将军?我坚持不懈地投标,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我几十个研究生,如果不参与设计,光给他们看书,他们能提高吗?

羊城晚报:在内行看来,46%的中标率是不是已经很高了?

何镜堂:非常高。你想想,我们的对手全是“甲级队”,好多“世界高手”啊。世界足球比赛你十年拿一次冠军,绝对是强队了!

羊城晚报:我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您所说的“世界高手”总是喜欢到中国来竞争,可您怎么很少到国外去竞争呢?

何镜堂:哈哈,很理解这种想法与愿望。但说实话,国外很少搞竞标,有竞标也不请中国参加,大型项目他们自己搞。况且,现在国外也没有很多工程了,因为中国的工程占了世界一半以上。所以外国人也积极参与中国建筑的设计,我们在国内竞标就相当于参与国际竞争!

 

辛辣批评

央视“大裤衩”不合国情

 

羊城晚报:前几天看到一份资料,说您最近批评有些标志性建筑不顾国情,甚至批评了央视新大楼———民间俗称的“大裤衩”?

何镜堂:一个好的建筑自然会成为一个标志,好的标志性建筑肯定是精品。

但现在有个错误的导向,认为设计好的标准就是“好看”,把建筑设计看成一种外表、立面的创作。更有甚者,认为设计越“怪”越是创新!我认为对建筑应该全面理解,创作的目的,应当是创造最适宜生活、工作的空间环境,给人精神享受。离开这些只追求某一方面是不对的!

这种导向也不光表现在建筑界,市场经济大气候下,有些领导也急功近利,追求表面的东西。

央视新大楼还没盖好,好多人问我的看法。我说,盖起来再让大家来检验,不要贸然下结论;但从设计方面来说,我不赞成它的方案。我肯定这个“大裤衩”有创意,是大师作品,但我认为,根据它的功能需要,没必要这样,目前这样的造型,要多花很多钱。它的造型是斜的,你要它不倒,一是要拉住它,二要用很多特殊材料。

从国情来讲,投太多没必要投的钱给一个建筑,不太合适。其他国家也不会这样做。加上北京是地震区,这也有点危险。作为一个国家媒体中心,若能跟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更好。

 

强调创新

“大路货”没有生命

 

羊城晚报:您很强调团队合作。其实,这也是社会普遍看重的一种素质。您对学生是怎么要求的?

何镜堂:道理很简单:一个建筑,不仅有设计,还有施工、水、电、空调等,必须靠团队作战。

当然,我对学生还非常强调一点:创新!现在社会有个很不好的现象,喜欢生产“大路货”,没有生命。我认为一个好的创作必须有创新。建筑设计的创新理念怎么来?我的理论是“两观三性”。“两观”,一个是和谐整体观;另一个是可持续发展观,任何一个建筑,既要考虑现时需要,也要考虑今后发展的余地,为了现在把环境破坏了,就没有意义了。

“三性”,指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一个建筑要做得有特色,必须跟当地文化、环境结合。岭南地区气候较热,要考虑遮阳、通风、防潮;北京干燥、寒冷,建得就比较封闭,这是最基本的概念。

文化性,就是任何一个建筑不但要满足功能要求,还要给人精神享受。世界上很多出名的建筑,精神作用远大于实际功能。悉尼歌剧院是澳洲的标志,其实它的功能一般,但人家去看它不一定是看表演,是看建筑。

时代性是任何一个建筑都要追求的。时代精神决定了建筑的主流风格。

 

注重人文

现在大学生知识面偏窄

 

羊城晚报:很多学建筑的都是理科生,但建筑本身又很强调“文”———文化内涵。您是怎样加强理科生的人文修养的?

何镜堂:我跟学生讲,一个好作品,功能第一。实用是最主要的,首先要保证住得舒服。同时,还必须有文化内涵。比如说搞个校园,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来表现,就得给人家一个文化氛围;一个商店,就要有一种非常休闲的、购物的环境,体现商业气氛。

精神的东西是无形的,我教学生时,会找一些文化要求比较高的建筑,比如博物馆、纪念馆等,很少找住宅和工厂给他们看,这就很容易培养他们的文化情操。

羊城晚报:文理分科的问题在最近争论得厉害,您怎么看?

何镜堂:这个我没具体研究。我的特点是,跟我学科关系不大的我不管,但有关系的“我攥着死都不放”。我很注意学科交叉,我培养的好几个博士原来都学过文,都不是搞建筑的。

不过我也觉得,现在大学生知识面偏窄,跟文理分科过早有关。基础知识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当年早点学哲学,可能现在会更好。

 

探讨学术

十篇文章不如一个好作品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优秀学者,您对这几年学术界的论文抄袭、学术造假等问题怎么看?

何镜堂:我觉得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学术机制肯定有问题。举个例子,有些学校规定,研究生要毕业,必须有一篇核心刊物发表的论文。可那么多毕业生,需要多少杂志才能发表这些论文?增刊也不够啊!

其实真正的好学生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十篇文章不如一个好作品。但现在好作品,制度却不承认!这是个大问题,指标太多,造成有些资源僧多粥少,大家都去抢,正当途径抢不过就用非正当途径!

现在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质量却没人管!以前做学问,几年才出一篇文章,一篇就够了。有的人十年都不出声,潜身研究。按现在的制度,三年没出成果,你已经被淘汰了!

 

何镜堂妙言

我这个人,人生关键的每一步,都有计划,有定位。

开始我想,我什么都有了,吃的住的,国家给的都很好。建筑投标时,去当当评委,吃住都好,心情好多说几句,说完就走了。但我做不到,因为我还是有追求,还是要搞出好作品来。

 

 

人物档案:

何镜堂,1938年生于广东东莞,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工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1994年获“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获国家首届梁思成建筑奖。长期从事建筑及城市规划的教学与研究。提出了“两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建筑哲理和创造思想,体现在大量的建筑创作作品中。主持了100多项重大建筑工程设计项目,获国家、部、省级优秀设计奖40多项,其中国家金奖1项、银奖2项、铜奖2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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