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曾经说过，“我”和“他”有很大的区别，“我”只有一个，而“他”却有千千万万。这是一句很朴素而又很深刻的科学箴言。尽快攻克杂交稻这一世界难题，不仅要需要“我”的力量，更要想到“他”的力量。这种博大胸怀，使得他意识到大联合的无穷力量。他说：“要把‘野败’转育成不育系，还要做大量的试验研究工作，一个人单打独斗不成气候，必须发动更多的科研人员进行研究，开展协作攻关。”野败制种成功后，他无偿地分赠给全国的协作单位，大大加速了全国杂交稻的研制进程。

原福建农科院院长谢华安是当年参与协作人之一，听说报道袁隆平，不顾年老体衰从福州赶过来，他对记者说，袁老师的“野败”令全国同行一下子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全国大协作很快红火起来，袁老师这种崇高无私的境界今天看来愈加珍贵。

1971年，来自全国几十个科研单位近百名科研人员，使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组合的回交转育。1973年，在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广大科技人员广泛选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袁隆平、张先程等率先在东南亚品种中找到了一批优势强、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这时的杂交稻研究走出了徘徊低谷的困境，别开生面，群星璀璨。科技攻关人员以袁隆平为核心，形成“群星拱月”的局面。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短短3年时间，中国的袁隆平及其同行们终于攻克了杂交水稻这道世界难题。嘲笑“三系三系，三代人也搞不成器”的那帮人不吭声了。

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在湖南推广，随即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当年推广杂交稻208万亩，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平均亩产从300公斤一下子提高到500公斤。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已经累计推广杂交水稻60亿亩，增产稻谷约6000亿公斤，取得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成功后的袁隆平没有躺在眼前的喜悦里，而是不断在否定自己中来修正前进的轨迹。他感到“三系法”虽然大幅度地增产，但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后劲不足、种子生产环节多等问题，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构想：超越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过度到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最后实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

这条新的技术路线又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人们惊叹他的科学眼力。一般人，看一年两年就不错了，而袁隆平，却看到10年、20年后甚至更远的事情。

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单位协作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应用，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

当全国农业界的兴奋还没有离开两系法，袁隆平又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研究超级杂交稻。把塑造优良的株叶型与杂种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选育技术路线，即常规育种与分子育种向结合，并运用高技术优化杂交稻的米质，据了解，目前超级杂交稻部分已达到国家一级优质米、大部分已达到国家二级优质米的标准。

1998年，这一项目受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高度重视，获总理基金1000万元资助。同时，也列入国家“863”计划。经过5年的攻关，终于在2000年达到了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共有数十个百亩片和数个千亩片亩产700公斤以上。2004年，达到800公斤，提前一年实现二期目标。

袁隆平算了一笔账：“中国的粮食安全线是4.7亿吨，全国4.5亿亩的水稻种植面积，如果每年推广种超级稻1亿亩，每亩就算增产150公斤的话，一年就可以增产150亿公斤呐。这相当中国一个中等省的全年的粮食产量，可以供养4000万人口哩！到2010年实现超级杂交稻的第三期的目标，大面积示范亩产达到900公斤，实现超级杂交稻的大面积应用，进而实现‘种三产四’，即种三亩田产生四亩的粮食，计划在5年内，节省土地2000万亩，为农民致富创造条件，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他也为世界算了一笔账：“从1979年中国的杂交稻种子在美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直到今天，中国的杂交稻已在世界上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和推广，种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袁隆平满怀信心地说，如果国外的推广面积达到1500万公顷，以每公顷增产2吨稻米计算，就能实现总增产3000万吨，真正造福全人类。

谈及超级稻第四期时，袁隆平表示目标是亩产1000公斤。“水稻亩产的最高极限是1500公斤左右，潜力非常强大。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争取到2010年将超级稻推广到1亿亩”。

他的话没有志得意满的浮华，也没有不切实际的誓言，只有天人合一、人类与粮食的一种新型和谐关系。在本质上，这种关系是一种生死攸关的深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