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 ——亚当 · 斯密
每个英国人都应该知道亚当·斯密,至少知道他长什么样子。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名人或是稀世国宝,而是因为自从2007年开始,他的肖像就被印在了20美元的纸币上。即使没有读过他的传记,英国及另外一些说英语的地方的人,大多数也都听说过他和他的思想,在去世200多年以后,他还会经常出现在一些新闻报道和政治家演讲中。
当然,对于为何他能如此名闻遐迩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归功于那张美元纸币。在他的肖像下面有这样一句话:“钉子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这句话摘自他的伟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就是那本广为人知的名著,简称《国富论》。
尽管在亚当·斯密有生之年,这本书没有像他的另外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那样畅销,但它有可能是排名第一的经济学畅销书。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是第一本尝试涵盖全部经济理论的书,而不是描写经济的某个方面。这本书比那些同时代的书籍表达得更为清晰,虽然那些书可能对亚当·斯密的成功有所助益。此外,他也开辟了一条思想新路。这条新路已经抓住了人们的眼球,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国富论》有多个章节,其中包括一系列经受了考验的重要经济理论。亚当·斯密的最大贡献在于总结出了构成其思想基础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也是别人引用其思想支持他们的论点时会想到的。这个思想就是,让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将有益于整个社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理论要比这个观点更复杂,但毫无疑问,其核心就是这个观点。
早期生活和影响
说亚当·斯密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有点轻描淡写。他14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3年之后,获得奖学金,转入牛津大学学习。虽然他拥有优越舒适的条件,但他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忧伤。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一位善于沟通的优秀律师,也是当地的海关检察官。在亚当·斯密出生前5个月,他去世了。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的柯卡尔迪小镇(Kirkcaldy,这个镇现在的议员是前首相戈登·布朗,他也是经济学专业出身)。
亚当·斯密是由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抚养大的。按照他父亲的遗愿,用他父亲特别安排的遗产聘请了家庭教师。这笔投资的回报,很快在他上大学时就体现出来了。在格拉斯哥大学,他受到了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影响。最主要是受到了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影响,他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在格拉斯哥大学主讲道德哲学。哈奇森对于人性和国家在行为控制中的作用的观点,似乎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说他去牛津学习的事情之前,值得提一下亚当·斯密的早期生活。在他3岁那年,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几位经济学家的传记,在亚当·斯密还是婴儿的时候,他被几个所谓的修补匠人绑架了(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吉卜赛人或是流浪者)。经过他叔父的努力营救,亚当·斯密被解救了,因为绑架他的人知道后面有人跟踪,所以他们放弃了绑架念头。或许正因为此,母亲对他加倍宠爱,但他年幼时饱受疾病折磨。
1740年,也就是亚当·斯密17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转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但是,他发现格拉斯哥大学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比起牛津大学的要有趣得多,而且更具挑战性。后来,根据其自述,在牛津大学的大多数教授都放弃了所谓的“教学”,大学里充斥着陈旧的理论体系和过时偏见。
在当时,牛津大学是一个神学色彩很强的学校,所以在牛津大学,很多书都不能看,特别是比较激进的书。贝利奥尔学院的督导发现亚当·斯密在读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那本饱受争议的著作《人性论》,就没收了书,因为这是一本主张逻辑超越神学的书。尽管如此,他还是在那里学习了6年,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柯卡尔迪,因为他想找到一份有不错收入又能追求理想的工作。这也是他后来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和伦理学的原因——他从未受过经济学教育,也未讲授过经济学课程。
一年后,亚当·斯密继承了他的老师哈奇森的衣钵,亚当·斯密是当时有名的布林斯托姆教授。关于他做事心不在焉的故事比比皆是。
有一次,亚当·斯密要陪同一个名叫查尔斯·汤森的人,他是前财务大臣,也是亚当·斯密所写的经济著作上最关键、最重要的角色。当亚当·斯密陪同他去皮革制造厂参观时,他们边走边讨论起自由贸易的好处,走着走着就掉进了装有有害物质的制革用的染料坑里,最后在别人的搭救下才得以脱身。
另一个故事就是他把面包和黄油放进了茶壶里,他说这是他喝过的最难喝的茶。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亚当·斯密穿着睡衣,边走边思考,直到教堂午夜的钟声敲响,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走出小镇外15英里了。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但是他并不是肖恩·康纳利那样的俊男。他拥有聪明的头脑,外貌并不出众。在一张常见的他的画像上,一个男人目光低垂,眼窝深陷,在突出的下嘴唇上面是一个大鹰钩鼻子。他一生饱受神经官能症的折磨,神经抽搐,他的头摇晃不定,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怪模怪样。他曾经说:“我是个花花公子,但我别无所好,只有书是我的情人。”
1766年,有位法国女演员见到他,她用“丑陋的魔鬼”来形容他的长相。他终生未娶,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母亲去世后的第6年,也就是1790年,亚当·斯密也与世长辞了。
无形的手
《国富论》汇集了一些先前在《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写过的有关自私自利的理论,用另一种方式来阐述社会如何变得繁荣。亚当·斯密的目的是颠覆当时盛行的观念,就是众所周知的重商主义思想。那个观点是:繁荣的唯一途径就是积累财富。在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下,国家可以把商品卖给其他的国家,但是需要建立关税制度,防止别国带走自己国家的财富。
亚当·斯密坚信真正的财富是整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的产出,国家的繁荣兴旺是建立在这些产出增长的基础上的。他最主要的观点是“自由”,也就是人们可以自己运用所有资源和别人进行竞争。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采矿业的回报比别的行业要高得多,那么资本自然会流向这个领域,而远离那些生产率低的领域。
正是由于资本会寻找最有价值的行业领域,所以每个工人都会努力寻找能够给他们最多薪水的工作。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工人们不会去想着提升公众的利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能提升多少,他们只在意自己的所得。他们被无形的手牵引着,不自觉地走向目的地。
亚当·斯密奠定了自由市场的供求机制的基础。
亚当·斯密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自由市场的供求机制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一般均衡理论。在一个世纪以后,由保罗·萨缪尔森更详细地阐述出来。
亚当·斯密并不是说人完全是被自己的“自利心”所驱使,而是说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这个观点通过即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
其含义就是:通过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干预,社会可以更好地运转。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写道:“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谋利而从事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这是亚当·斯密对于人类行为长期思考的总结。
但是,这从逻辑上也引出了一种经济管理的自由放任体制,这是数以万计的人,包括消费者、经商者、银行家和工人的选择相结合的产物。这比由政府设法管理整个系统,能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任何想那样做的政府,都只是处在“无尽的幻想”中,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智慧或是知识,能够高明到超越成千上万人的选择。
但是,亚当·斯密也提到,国家应该有三个职责:国防、组织维护国内安全和治安,以及投资公共设施建设(由个人建设这种设施是不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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