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30日，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终年94岁。

金庸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笔下创作多部广为流传的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金庸先生分别于1994年10月3日至29日、2007年6月18日访问北京大学，并于1994年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

本网编辑部特刊载“中国绝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演讲全文及金庸先生与北大学子对话实录，分享先生与北大的点点滴滴。人生离合，再见大侠。

（一）

中国文明不断消长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

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象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

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据我初步统计，唐朝宰相至少有2、3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2、3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女人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16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16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纪初的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16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注：原文刊载于明报）

（二）

2007年6月18日下午，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著名作家、学者金庸与北大学子趣谈中国文化，学生的问题有趣、机智，台上已是83岁的老先生的作答，同样睿智、风趣。

当今社会依然需要侠风义骨

学生：侠之大者，要有为国为民的侠风义骨。请问在当今社会，侠义还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如果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金庸：今天上午我去医院探望了季羡林先生，他对我说，提到“侠”，中国人和外国人有不同的理解。在德国，如果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与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打架，即便是七八岁的小孩打不过在那里哭，路过的老太太也不会管。两个小孩打了两个小时了，老太太顶多是一盆水泼过去，喊上一句：别打了，吵死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观念就是不同，这种情形，中国人是一定要去干预的，认为不公道。但外国人却认为，强的就是会去打人，弱的人就是要挨打。武侠精神，在中国，还有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这些亚洲国家，人们非常接受，认为很有道理，但是西方人就不大接受，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侠者就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侠者，为国为民，这是中国传统的想法，意思是见到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看到人民受到欺压，就要发扬“侠”的精神。现在中国已经很强了，但是如果有人欺负我们，干预统一台湾或是侵略我们，我们依然要有为国牺牲的精神。

我写小说，只是抒发情感，不是主题先行，不会想到什么主题，再依此写小说的情节。但总的来说，当今社会依然应该有人主持公道，为社会贡献力量。非典流行的时候，就有医生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名誉和地位，去纠正社会上不对的事情，这就是侠义精神。

《鹿鼎记》是受鲁迅《阿Q正传》启发

学生：您对韦小宝这一人物进行塑造的时候，是否加入了对现代人的理解？因为他和您其他作品中的人物风格迥异。

金庸：韦小宝这个人物，其实我是受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启发。在《阿Q正传》中，鲁迅先生揭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是存在于中国人身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国人身上还有一些很坏的东西，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没有提及，我在外国看到许多中国人做得不好，如开店的不交税，查税的来了，就去行贿，后来事情搞大了，被政府扣了车，关了店。另外，还有受贿、做假药等等，都是不好的事。中国人其实在个性方面是有许多缺陷的，我在《鹿鼎记》中，就是掺入了这些劣根性，所以这本书的正面人物都是坏蛋。不过，在书的后记中，我也写到了年轻人切不可学韦小宝。但我没想到，《鹿鼎记》的社会效果并不好，有读者就坏坏地说想做韦小宝，于是我就想把小说的结尾修改了，让他在一次赌博中把全部家产赔光，几个太太也走了一大半。但这个想法一出，有读者就给我写信，说文学是要讲究完整性的，这样一改，就不完整了，虽然有了教育意义，却没有了文学意义，于是我也只能作罢。但我要提醒年轻人，千万不要向他学习。

好的编剧不走容易的路

学生：您认为香港版和内地版的《天龙八部》《神雕侠侣》，哪个版本最好？

金庸：张纪中导演的《天龙八部》我很喜欢。他拍电视剧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最好不要和小说相差太多，这并不是说我的小说更好，而是现在的一些编剧非常喜欢走一条容易的道路，不去花心思搞创作。其实，外国早有评论家指出，人的悲欢离合不过36种，只不过是看怎么搭配，但有的编剧就只喜欢走容易的那种搭配。比如对马夫人这个角色的处理，把她这么一个悲剧性的角色非要处理成潘金莲式的坏女人形象，就是编辑的懒惰了。小说剧本讲究的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观众是忽然间感受到了“哦，原来如此!”可是有些编剧想到的却是千千万万的观众也能想到的，让人看了头，就知道了尾，就不怎么样了。

几个版本中，拍的最好的是内地版的《天龙八部》，内地版的《神雕侠侣》中，杨过油头粉面，一副很爱追求女人的样子，其实杨过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现在却把他拍成一个浪子，这个戏的本质就拍不出来了。

很多观众说香港版的《神雕侠侣》好，内地版的不好。我想说的是，我到现在也不喜欢吃广东的食物，为什么？因为我从小是吃上海菜、杭州菜长大的，你们当中很多人小时候吃的是山西刀削面、山东饺子，你们到现在还觉得它们好吃。从小习惯了，就觉得好。香港版《射雕英雄传》中的翁美玲现在看一点也不觉得好，我觉得周迅很好，但很多人先入为主，还是觉得翁美玲好，也是这个原因。

“降龙十八掌”内涵是中国哲学

学生：您的小说中，有许多的武术门派，您是怎么想象出来的？比如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你会武术吗？可以比试一下吗？

金庸：有些武术门派本来就有，像少林、武当。我曾多次去少林寺，一位高僧要教我内功，但我说太麻烦了，就没去学。其实，我还是有机会的。

当然，一些武术门派是我想象出来的，像降龙十八掌就是我从《易经》中想象出来的。中国的道家，讲究的是不能太强，不能打得人家无法还手，降龙十八掌中的第十八招亢龙有悔，讲究的就是出手留情，只用三分力，七分力留着给对方一个悔改的机会。留有余地，其实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易经》讲，做什么事都不要做得过分，否则事物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哲学讲究否极泰来，什么事发展到最坏的时候，就是该往好的方向走的时候了。相反，什么事好到头了，就该往坏的方向走了。《易经》还说，损一点没有关系，满招损、谦受益，什么事不要做到过分、极端。

学生：请您谈谈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北大国学研究院的未来。

金庸：中国的学问博大精深，外国人不太懂，也不太重视我们。国学，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高深莫测，无穷无尽。对于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如果我们要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必然前途无穷。对于北大的学生，无论是学物理，还是学数学，多懂一点中国学问，一定会对将来的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北大国学院是我衷心佩服的一个机构，它的发展必然很有前途，我也希望今后能到这里来学习。 （注：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