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天圣八年初，范仲淹与他的恩师晏殊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从这次冲突，可以看出范、晏两人做人处事完全不同的取径。这就是范的忠直，晏的世故。当然两人的人生仕途也就判然不同。
对于范仲淹，一般读者比较熟悉，不必多说。晏殊则需要略作一些介绍。晏字同叔，江西抚州人。在北宋仁宗朝官当到宰相，一生仕途顺风顺水。他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建树，但在文学上还是比较有名的，词写得好，属于婉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晏殊少年早慧，十四岁就被宋神宗赐进士出身，世人称为“神童”。曾给仁宗当过一段老师，后来三十多岁就当了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级别），可谓少年得志。
说晏是范的恩师，其实按年龄他比范仲淹还小一两岁。范仲淹26岁举进士，长期在地方做官。天圣初年，晏殊知守应天府，范仲淹为母亲守丧（丁忧），住在应天府。晏就聘请范主持府学，这算是对范的一次提携。不久晏回朝当了枢密副使，就向宋仁宗举荐范到秘阁任校理。这一步对范是很重要的，从地方进入朝廷任职了。因此，范仲淹对晏殊就有知遇之恩的感激。晏殊这个人并不坏，他很爱才，范仲淹、欧阳修等许多知名人士都受到他的推荐提携，走上政治舞台。
那么两人之间为什么突然发生起激烈冲突呢？事情是这样的：天圣七年冬至，是刘太后的寿辰，朝廷打算让宋仁宗率百官在大殿前为刘太后拜寿。因为仁宗登基时，只有12岁，真宗的皇后刘氏垂帘听政，辅佐仁宗皇帝处理国政。但是，范仲淹认为此议不妥，就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章，意思说天子有事亲之道，但无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如果在家里为太后拜寿，举行家人之礼是可以的。如果在朝堂上和百官们一起，北面为太后跪拜，就不妥当，有亏君体，有损君威，不可让后世效法。而且认为宋仁宗已经成年（当时仁宗已十八岁），太后应该“还政”，不要再垂帘听政，左右仁宗皇帝。
范仲淹的奏章立即在朝廷引起一阵风波，刘太后自然很不高兴。晏殊知道后就把范仲淹找来问有无此事？范说有。晏殊就十分恼怒，把范教训了一顿。说难道就你知道为国事担忧？你是出风头，好奇图名。你知道吗？这样会连累举荐你的人！范给他解释，晏训斥他“强辩”。范仲淹觉得一时说不清，就只好退下去。
范仲淹回去后就给晏殊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以大量的历史事例，说明自己给朝廷上书的理由，实际上批驳了晏殊的观点。而且在信的最后表示了十分坚决的态度。意思说，你如果还认为我可以指教，就不要后悔当初荐举我；如果认为我不可造就，你就去向朝廷声明，杜绝我的前途，朝廷可以免你荐举我之罪，我这封信也可作为证据，把我赶出朝廷，不再连累你。但是我也不会因你今天的训斥，忘记你以前对我的知遇之恩。这就是两人冲突的经过。
这件事在今天的人看来，一定会觉得范仲淹太较真太迂腐，皇帝和官员们一块给太后跪拜祝寿，有什么不可。这是不懂或不理解历史的简单认识。在古代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大臣百官及百姓的观念中是“君国一体”的。维护皇帝的尊严与绝对权威，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忠君就是忠国。因此古代的忠臣看起来都是忠于皇帝，实际都是从维护国家安危出发的，他们遵循“上诚于君，下诚于民”，“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仁宗率百官北面跪拜太后这件事，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不妥，包括晏殊。但是都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反对，怕得罪刘太后。晏殊斥责范仲淹不是认为他不该说，而是怕连累自己，晏持的是“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态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于世故”的人生观。欧阳修对晏殊的评价是“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可谓知人之论。范仲淹则不同，他在给晏的信中说，明知朝廷决策不对，大家都不敢指出，人民养活我们这些官员干什么？谁来对国家负责？可惜自古以来只顾自己禄位，随波逐流老于世故的官员太多，因此天下事多坏于此辈。这次上书之后范仲淹被贬河中府通判。然而，范仲淹却始终未改其初衷，一生曲折坎坷也是自然的事。自古忠臣多艰辛。当然，这也是他享誉千古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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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忠直与晏殊的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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