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萧功秦认为真正的维稳是国家与社会冲突互动模式的转变，这需培育发展公民社会，让公民社会来帮助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用以化解社会矛盾、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

温和改革与理性保守比什么都重要

我有个朋友开玩笑说，“张维为教授这本书，老百姓可以多看看，但领导们最好少看。”老百姓看了可以增强民族自信，不是坏事。而领导看了可能会自满膨胀，觉得中国一切都已经很好了，从而削弱继续变革的动力，不思进取

“还是邓小平是个明白人。”2011年仲夏的一个上午，萧功秦教授在他位于上海西南的寓所里对《瞭望东方周刊》重复说了几遍。

萧功秦，政治学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之一。现在，他更愿意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

他曾如此表述界定其“新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对激进政治的反动而出现的，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变革的现代化思潮。”

他常引严复所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认为这句话最集中地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价值内核。

他解释说，“新保守主义”之“保守”，是相对于变革过程中总是会强势出现的激进主义而言的，保守主义是“在克服文化与政治断层的意义上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与政治权威的功能作用的”；而“新保守主义”之“新”，则在不同于原教旨的正统主义，“其基本价值走向是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的，而不是与现代化相对立的。因此，他一再强调申说其新保守主义的“现代化导向”。

他的新保守主义一直遭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有人很不喜欢他对“政治权威”的肯定，有人激烈批评他对市场经济、现代化改革的支持。本刊记者曾和他谈及这种情况，他笑笑，说这么多年来早已习惯，而且他深信“沉默的大多数”都会支持他的理念。

访谈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激进思想”的警惕和批判，他认为当下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文革左派”与西化自由派，都是不同方向的激进主义，无论“激进”的方向是向左还是向右，都会对中国健康发展不利，从百多年来的中国大转型历史来看，激进政治思潮对中国危害最大。而中国现实依然有此危险，需要警惕。

“温和的改革与理性的保守比什么都重要。”他说。

由此，如本文开头所写，他多次提及“明白人”邓小平，高度赞扬邓的清醒务实的常识理性、世俗理性。

两个多小时的访谈，涉及了中国模式、晚清新政、公民社会培育、“红歌”等话题，本文为该谈话的整理摘要。

“中国模式”：望远镜加放大镜才能看到真实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近来“中国模式”是个持续的热点话题。张维为日前又出版《中国震撼》一书，高调肯定近30年来“中国模式”的诸多成功之处，引来新一轮讨论。你是怎么看的？

萧功秦：张维为是我多年的朋友。他的不少理念我都很赞同，我们很早就对激进主义抱有批判态度。他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中国的视角和思考中国问题的新参照点。不同于很多中国学者所习惯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国的参照比较对象，他是把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作为观察研究中国的参照系。这十分难能可贵，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相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近30年还是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的，不必言必称西方。这种观点客观上有助于民族自信的建立。

然而，我不得不说的是，维为先生长期的海外生活体验与我们毕竟不一样，我总说他是用望远镜宏观地看中国，而我们在国内过日子的人习惯用放大镜看中国。相较而言，生活在国内的人对身边发生的问题有着更加直接和强烈的体验，所以批判意识更强。维为先生由于长期生活在海外，他在全面了解把握中国的信息方面与现实生活的体验上可能略嫌不足，可能对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还是严重的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批评。

所以我有个朋友开玩笑说，“张维为教授这本书，老百姓可以多看看，但领导们最好少看。”老百姓看了可以增强民族自信，不是坏事。而领导看了可能会自满膨胀，觉得中国一切都已经很好了，从而削弱继续变革的动力，不思进取。

我的观点是：望远镜加上放大镜才能看到一个真实中国。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中国今天依然处在摸石头过河的阶段，此时提出“中国模式”，容易将还存在许多问题的中国各种制度予以固化，不利于中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你怎么看？

萧功秦：我觉得“中国模式”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并不是一种荣誉奖章，本身不涉及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价。不必将其意识形态化、道德化。法西斯不好，但它毕竟也是一种模式，不能因为法西斯的罪恶而否认“法西斯模式”的客观存在。至于有学者对“固化”的担心，我认为，“模式”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它自身也可以不断变化、转型。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说这种“中国模式”在过去的30年中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如西方所说的“中国奇迹”，有其优势和合理性，你觉得这种模式可能会有哪些不足和问题？

萧功秦：这种“中国模式”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如我曾指出的，“中国模式”目前面临五大困境：

一、腐败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社会对国家的制衡能力相对较弱。腐败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在某些官员权力范围内，社会反弹和抗议往往被他们解释为“不稳定因素”来予以抑制。久而久之，社会的力量形格势禁，反腐越发困难。

二、国富民穷困境。官员或机构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结合，从社会中汲取、掠夺资源，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国有病”困境。在体制内有一种观念，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国企利益的政策，都被认为是政治大方向正确的。“国有病”的最大的问题，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地”“炒房”获得巨利。这导致两个恶果：百姓勤劳却难致富；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

四、两极分化困境。一方面，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五、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都由国家包下来，而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尤其是当政者大多出身于工科，工科思维的直线化，数据化，指标量化等等，长期以往，将潜移默化地消极地影响到社会人文领域的自然发展，行政官僚“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势必对社会的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