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尼采的《我和我妹妹》，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推动世界的力量有两种，一是人类对金钱的爱，另一是人类对知识的爱。但是对其中一个热爱的增强必然会引起对另一个热爱的减退。这是尼采在生命的是后关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作出的思考。与此相类似的话，还有泰戈尔说的：“小鸟的翅膀系上了金块也就不能够再飞翔”。

为什么这两个同样推动世界的力量是相互排斥的呢？为什么有时候鱼与熊掌就是不可以兼得呢？对金钱的热爱为什么会减低对知识的热爱呢？我们首先看看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如果不只是拿特例来看的话，我看这个话基本上还是说出了一种常态。

物质极端贫乏，甚至影响到人的基本生活，就像孔乙已那样贫困潦倒固然是要影响人们对知识的热爱，但是如果过于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也一样是要影响人们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的。人们经常因为有过于奢侈的物质生活而无心求学。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奢侈生活是无限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静下心来，因为他关注的点就在于使自己的财富不断地增长，担心的也只是自己的财富在流失。他为此喜为此悲。心灵的空间完全被物质占有了。还会装得下什么别的东西吗？当然这样完全被物质占有的人也是极少数，但是物质与精神如果不是在一个平衡点上，那么天平在物质这一头增加一点，那么在精神上的那一边就会出现倾斜。

人的时间与精力及心灵的空间都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不可能处处都显示过人之处。更何况追求财富也是需要花费心智的。相比而言，现在高校里居然把拿到多少科研经费当成一个人知识与创造的能力的表现。实在是非常可笑而又可怕的。这势必异化科研。我不知道爱因斯坦与牛顿当年拿到了多少科研经费，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俩个都没有刻意去追求过经费，更不会把经费的多少作为衡量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准。在一个社会没有学术传统，不懂得探究知识的方法，也享受不到探究知识的乐趣的时候，用外在的金钱与权力的标准来代替学术的内在标准就成了必然的了，其实这是一个学术思想文化荒芜的表现。人们已经对真正的学术研究丧失了判断力与分辨力，只有完全靠外在的东西来判断了。正如一个民族已经分不清皇帝的素质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靠穿在身上的那件龙袍来分辨一样。因此，往往就出现了一只猴子一旦穿上龙袍也就成了皇帝这样的荒唐可笑的现象。于是大家都始终在学术的外围地转圈圈。而始终没有真正深入下去过。

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也如此。国学大师梁潄溟先生曾经大胆放言，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而中国文化是精神主义的。如此放言，当时就遭到胡适先生的反驳。其实，西方的精神是丰满的，每个物质后面都有着精神的支撑。他们的每个发明与创造后面都是人类的聪明智慧的显现。而中国的物质与精神很多时候是分离的。物质里没有多少精神，而精神里也产生不出新的发明。比如从中国的文化中看不出“四大发明”是怎样发明出来的。没有相应的原理说明，没有定律推理，也没有科学实验，就像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莫名其妙地就把孩子生出来了一样。说不出任何道理的。所以，我们有世界上曾经最坚固耐用的桥梁，却没有桥梁学，更没有材料力学之类的学科出现。我们也发明了指南针，却始终不明白这里面的原理是什么。中国本来已经够唯物主义了，但是我们又从德国引进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把他的思想与智慧学到手，反而把他的物质主义学到手了，而物质在这里也就成了金钱与享受的代名词。成了“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唯我中心的心态。人生就这样的几十年，大家心中没有上帝，也没有什么道德良知可以约束。法律更是权力手中的奴俾与工具，一旦大权在手，有谁敢有点半点迕逆？人生的最高意义就成了夺取控制别人的生杀大权。做不成主子的，就只有败落为去做奴才。而做奴才的，一旦卧薪尝胆，反败为胜，不是让对方死无葬身之地，就是让对方俯首称臣，做奴才做狗。从来没有争取到一个做人的资格，更没有公民的观念。西方在尼采大胆宣言：上帝死了之后一百多年里其实也还没有死去。但是，中国的上帝其实早就被孔子杀死了。他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就杜绝人们探究彼岸世界的热情。为了当官急切地宣告自己只需要一个月就可以见效，三年就可以大功告成。这就是官本位的文化背景与民族心理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精神世界还是充盈的吗？

中国自古为官的动机无非是保全自己，控制别人，甚至掌握别人的生杀大权。然后就是极时行乐，贪得无厌。为什么？因为我们心目中已经没有别的追求了。做官，保官，追求更大的官成了人生的唯一乐趣。不知道什么叫公共观念，不知道什么叫社会追求。不知道什么叫权力制衡。只有家天下的观念，只有控制别人的生杀大权的乐趣。利用潜规则来取得合法的伤害权就是做官的最重要的动机与乐趣。所以，被人侮辱与侮辱别人成了这个民族的人生乐趣与生活意义所在。在许多时候，那些贪官并不是仅仅是为了享受的，那些金钱与物质是用来填补精神与思想空虚的。当然，也是在必要的时候用来合法伤害他人的利器。还有就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能够占据有利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上秦虽然二世而亡，但是秦始皇的思想精华却是代代相传了。只是大小不同而已。这一点即使走到海外的华人也不例外的。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台湾的蒋介石就是如此。还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北朝鲜的金日成及儿子金正日也是这样的榜样。

尼采说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就是这么两样：对金钱的爱与对知识的爱。但是它们却是排斥的，鱼与熊掌不可以兼得，而需要社会的分工与合作来完成这个推动任务。可是，在我们这里自古以来却是只有融为一体，却从来没有分工合作的时候。所以，自古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更聪明，又中庸融和了更多的因素。变成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出入三界，风光无限。硬生生把西方的“市场经济”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仕场经济”与“仕场知识”及“市场学术”。尼采算什么？他提出的规则在我们这里不灵。因为我们是有“有中国特色的仕场经济”---你尼采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