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变革，才能把力保鲜和保活

西方传统战略思维中的实力意识。没有实力不做事儿，这是西方国家的基本理念，是他们战略之魂。然而，力量是有边界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永不衰竭的力量，不管主观者如何不情愿，力量是会衰退的。

这同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想身体健康，因为健康才能身体好，身体好，才能长寿，除了心理有疾病的外，谁也不死，都想多活几年。即便是把一切都看得淡然，追求大彻大悟的佛家也认为：“古冢不为家。”在这里，古冢是生命的沉寂，而家才是生机的洋溢。然而，不想死，不等于不能死。人总有一天到了老年，最后油干灯尽，灰尽烟灭，尘归尘，土归土。

国家与人一样。国家的强大，是实力的强大。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强大，并且把强大保持到永远。没听说哪个国家总统没事挂在嘴边上的话是：我的国家怎么还不灭亡吗？恰恰相反，他们挂在心中的事儿，是希望国家永远强盛。然而，实力是有周期性的，而有周期就意味着有过期的可能。今天强大了，不等于明天强大；今天不强大，不等于明天不强大。那么，怎样才能像储存物品一样，把力量保鲜、保活、保得更强呢？还拿人举例子。

人要想多活几年，活得有质量，就要锻炼。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叫：生命在于运动！经常不愿意运动和锻炼的人，体质一般都不会太好，时间长了势必短寿。

这国家也是这样。国家与人一样，有一个活力与否的问题。而活力的获取与常在，并不是单纯依赖于所占有的优势，而在于把“优势”动起来，就要运动，在动的状态下，追求更大的优势。这又好比养鱼需要水，但是如果水不流动，既没有进水口，也没有出水口，那么，养分充足的水慢慢地变成了没有养分的死水。对水来说，它的生命完成了一个周期。这时，你再用死水养鱼，鱼非死不可。于是，人们需要用增氧机让水动起来，不断保持水的活力。

人要想身体健康活得长久，就要运动；鱼要活得好，就要有增氧机；而国家要想把实力优势保鲜、保活、保得长久，就需要变革。

今天，库尔德人的生存问题是国际上关注问题的之一。库尔德人是亚述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曾经创立了古代世界最为强大的亚述帝国，称雄亚非两大洲。

在公元前八世纪时，亚述王朝的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通过一系列的变革，锻造了一支古代世界最为强大的军队。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工兵部队，从此以后，工兵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是世界第一个建立军区军事单位的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是世界上第一个用铁制武器装备军队的人。在他的统帅下，亚述军队成为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恩格斯曾说“亚述人给我们提供了亚洲军队的最早的典型！”这支军队为亚述的强盛提供了武力支撑。

然而，公元前727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去世后，他的儿子萨尔贡二世与孙子辛那赫里布先后继位。这两个皇帝却不知如何将和保鲜、保活、保强，而是连年穷兵黩武，对外血腥征战。他们每征服一个地方，即进行烧杀抢掠，把敌人军官和官员活活剥皮再穿在尖桩上，要不就把剥下来的人皮和割下来的头颅悬挂在城头上。甚至干脆挂在征服者自己的脖子上，炫耀自己的武功。简直是杀人如麻，狠如虎狼。当时西亚地区的民众把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叫做血腥的“狮穴”。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子孙们，在祖宗留下的基业上面吃着老本，而不知如何将强大的实力维持下去。在亚述帝国存在的100多年间，除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进行的改革外，亚述帝国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改革了，使得国家的优势失去了活力。然而，他的对手米底人却逐渐强大起来，最后在公元前612年攻陷尼尼微，灭亡了亚述。亚述最后一个国王在敌人攻进首都时，躲进王宫，把王宫点燃，同自己的帝国和掠夺来的金银财富同归于尽。

亚述人灭亡的教训是深刻的。相比之下在这点上，西方国家则不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过著名的梭伦改革与克利斯梯尼改革。古罗马人凭借什么向外四处扩张？就是因为其拥有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然而，这支强大的职业军队则是通过3次军事改革建立起来的。这3次军事改革是：创立标准的征兵制，奠定罗马军队基础的塞尔维乌斯改革；创建军队的薪饷制和罗马军团战术的卡米路斯改革；古罗马职业军队最后完成者马略军事改革。这就叫“向改革要军事效益”！

我仅举一个例子说明。

古罗马有一支强大的职业化军队。养兵是要花钱的。不用说别人，仅古罗马军队一年需要补充更换的帐篷，就要屠宰12000万头牛。为了能够满足军队的需要，古罗马曾专门进行过皮革工艺的改革和农业政策的改革。前者是让皮革做得更省和更好，后者是鼓励平民多养牛。军队的一个需要，带动了两项改革，涉及到了全国十多万人口，可想而见，古罗马向改革要军事效益的力度。

温家宝总理曾在公开场合中说，他读过许多遍古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利乌斯的著作《沉思录》，希望年轻人有时间也读读这部书。奥里利乌斯是古罗马五大最有贤德的皇帝之一。他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并且寻找有智慧的人、有学问的人请教和交流对政治和人生的看法。他把自己的思想汇总成册，编了一本书，就是《沉思录》。他有一句名言：“如有任何人能证明我的任何行动或想法是错的，我会很高兴地接受他的指正。我只寻找真理，而绝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强调国家必须经常倾听百姓的意见，并且根据变化而进行变革。他说：“实体就像一条逝水东流，其活动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其起因也在无限的变化之中起作用，几乎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

在他的领导下，古罗马享受了很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

奥里利乌斯的话讲明了西方国家战略思维的惯性，他们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重视“变化”。从大的方面讲，连续数个世纪之久的欧洲宗教改革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今天西方国家强大的基础；从军事方面讲，仅从爱德华一世的步兵革命到今天，西方国家就进行了11次军事变革，而每次军事变革，都使他们垄断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大大减少了西方国家扩大统治区域（扩张）的成本。没有先进的军事技术，英国人能用1996人打遍大清朝无敌手，进而使中国大门向西方洞开吗？西方国家扩张了几百年，获取了广阔的有利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就是把改革作为获取力量优势的通行证。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西方国家“军事革新往往有利于进攻者而不是防御者，它刺激了帝国或者列强的领土扩张以及国际体系的政治统一。”

威廉·黑格尔（Wilhelm Hegel，1770－1831年）最为亮丽的理论色彩是他的世界是发展的，发展的世界是变化的，变化的世界是联系的观点。西方国家的战略文化是一种功利为核心的实体文化，而不是精神为核心的虚幻文化。西方战略文化中非常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的“通变性”，他们用活水养鱼，善于通过“增氧机”把水变得新鲜与有活力。西方国家战略上的“增氧机”就是科技、思想理论和制度的创新，通过创新推动改革，把军事文化推向更高的台阶。古希腊与古罗马曾经开创过西方古代世界的辉煌，但是这个辉煌的轨迹被墨守成规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所中断。这也就是恩格斯发出“整个中世纪在战术方面是一个毫无收获时代”感叹的原因。但是到了1500年以后，西方国家却开始了比古代世界还辉煌的历史，而这中间最为关键的是它的创新与改革。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科技创新，奠定了西方国家兴盛的经济基础；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思想理论创新成为西方国家兴盛的先导；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成为国家兴盛的稳固剂。而西方国家这些创新变化又推动了军事领域的变革：当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面对新式射击武器给传统战法带来的挑战，除了惊呼外，更多的是想方设法地改革原来通行的荷兰莫里斯战法，以适应新的武器装备，进而创立了线式队形，而荷兰战法刚刚问世不到30年，古斯塔夫的线式战术缩小了士兵之间的间隙，使得射击武器可以并排齐射，以保持连续火力，进而发挥了射击武器的作用。这个战术过了不到200年，又被拿破仑彻底否定，新的散兵纵队使得歼灭敌人主要有生力量作为战略目标成为可能……

类似的情况非常多。在西方，尽管军事变革遇到过阻力，有时阻力也很大，但是最终旧的、传统的都让位于新的事物。即便像希特勒这样专制魔王也表现出对军事变革的渴望。在西方国家中，他是第一个预示到机械化战争的未来。当他执政后，立即推行机械化战争的改革。闪击战就是他强势介入的杰作。

正因为西方国家强调变化，才使得其强大的军事机器不衰落，一直有效地运转，有效地维护他们追求的国家利益。坦率地说，我们在许多层面上需要通过改革迅速提升国家的实力。在这一点，要学习西方国家那种勇于改革，改革没有框子的精神与理念，勇敢面对强大自己实力的瓶颈，该改的坚决改，该变的坚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