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许多东西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比如民主，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再下去恐怕连反腐也要令人谈虎色变了.这里面的问题，与其说是在这些议题本身，还不如说是这些议题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总会令人产生许多联想，浮想联翩，于是问题就来了。

在这方面，中国人能不能少一点联想，多一点实干？很难，因为多少年了，上面的所有这些问题，不是不想去碰，不想去改，而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功亏一篑了。150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每一步，都是这样过来的。于是，失败的经验多了，就变得越来越谨慎了，甚至越来越害怕了。

有人说，这里面主要是文化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总是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五四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思考这个问题。

                        超越情绪，直面真理

这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没有得到提升。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前后经历了数百年，从启蒙到成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理性精神的建立。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一千年”之后，欧洲人终于认识到，只有蔑视权威、超越情绪，才能直面真理；而只有直面真理，才能真正超越情绪、超越顾虑。

马英九上任周年之际，笔者曾在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节目的「今日观点」栏目发表过一个观点，题为「再谈马英九的理性精神」。笔者当时说道，马英九上任一年，在两岸关系上的成绩有目共睹；在两岸关系上让人觉得不足甚至不满的地方，也有目共睹。成绩有目共睹，是因为这一年来的两岸关系不但成为两岸六十年来最好的时期，而且两岸间从经贸、人员到金融合作的各种安排，已经犬牙交错，十指紧扣，即便民进党上台也很难完全推翻；而不足或不满有目共睹，是因为他始终坚持台湾主体性，在主张“不独”的同时，也主张“不统”，站在传统的立场上，让人似乎觉得对他有点爱恨交加。马英九的这些作为，既有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因素，有其在台湾内部受到的牵制，但也有他作为学者经过长期学术训练而形成的冷静、客观、理性和超越。

理性精神源于西方，与西方的法治传统一脉相承，其精髓就是冷静、客观，超越情绪，直面真理。理性精神在西方历史上对于解决或超越矛盾和冲突，既而在推进西方现代化（包括精神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西方至今也还有许多需要继续提升的空间，但理性精神在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缺失，却是事实。

马英九的理性精神既体现在他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台湾内部政治文化的改良上。在两岸关系上，马英九以冷静、严密的逻辑，找准了能为各方均能接受的两岸互动脉络；从某一种立场上看，这一脉络一定有受到批评的空间，但若跳出一党或一派的利益，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历史的高度，却是最佳的发展路径。这就是理性和超越。

同样，就其个人政治理念而言，马英九是反共的，而且自由民主情结十分深厚。但上任一年，人们在两岸关系上，完全看不到马英九的这一个人政治理念。这显然也是马英九对其自身的克服。这同样也是理性和超越。在台湾内部政治文化方面，台湾早期民主需要提升，更需要马英九式的理性和超越。

                     思想从逻辑开始

欧洲历史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时间点，象征着欧洲为人类精神宝库提供了新的智慧：一个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思想启蒙进程；另一个则是1945年后以融合消弭彼此敌意。两者背后的精髓，都离不开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的背后，是思想的逻辑；而思想的逻辑不但体现在思维层面，同时也体现在公共言语领域。贫乏的思想自然缺乏严密的逻辑；而越是缺乏严密的逻辑，表现在话语系统上，就越是在内容上似是而非，在表述上充满情绪、缺乏尊重和包容，一如我们经常把吵架当成辩论，把滑稽误以为是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