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媒体称为“世纪大案”陈水扁家族四大弊案前天（19日）在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此前扁方律师郑文龙宣称会用“激烈手段”为扁辩护，更使这次开庭备受瞩目。在前天的庭上，检方追加陈水扁两项罪名，使其面临遭判处2个无期徒刑的危机，而律师出身的陈水扁则更是滔滔不绝，不仅认为自己无罪，还猛批检察官不公。在场内唇枪舌战的同时，场外有人兜售陈水扁的新书，挺、反扁的两方叫骂不断，一度甚至爆发肢体争执。
事实上，自陈水扁的案子浮出水面以来，整个台湾社会就围绕着它一直处于政治与司法的尖锐较量中。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具体的切入口探讨一下新兴民主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政治”与“法治独立”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关系及其后果。
12月30日凌晨2时25分，台北地方法院在经过长达12个多小时的庭讯与评议后，合议庭审判长蔡守训于裁定再度羁押陈水扁。此前，台北地方法院审判长周占春曾于12日和18日先后两度裁定将陈水扁无保释放，引起社会舆论哗然。负责侦办扁家弊案的特侦组不服，两度提出抗告，台湾高等法院也两度发回更裁。
这桩事关收押与否的一波三折的裁定中的焦点，一度集中于主审法官周占春和蔡守训两人身上，至少我们这里的媒体和一般人都是这么感觉的。周占春裁定陈水扁无保释放以后，舆论普遍认为，他的浓厚的亲绿政治倾向是导致他作出上述不合理裁决的原因。根据邱毅等人的报料，周占春在2008年台湾大选时还曾经亲自为陈水扁拉票。所以，按照邱毅等的看法，他应当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回避。
乍听起来，这种说法言之凿凿。然而我仔细思衬了良久后觉得，蓝营人士对扁案前景的担心和场外监督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但如果仅仅因为周占春的个人政治倾向，就必须对主审法官的人选进行更换，那是毫无道理的。若事态果真如此的话，至少我个人会同意一部分绿营人士的指责：这就是行政干预司法。当然，并不是说马英九等领导人以行政权力直接干预了案件的办理和审判，但在思维方式上，这确实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政治对法治的干预。
司法体系中确有法官对相关案件的回避制度，但其成立的前提是审案法官本人或其亲友与案件有关联。也就是说，假如要对周占春启动回避制度，那就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或与他有重大关系的亲友参与了扁家所涉的四大弊案。假如周占春因为投过陈水扁的票就没有资格审理扁案，那么绿营挺扁人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曾经投票给国民党或马英九的法官（如果蔡守训也是其中之一的话）就更应当回避扁案，因为如果说周占春会对陈水扁施以“政治庇护”的话，后者就会对他构成“政治迫害”。如此推论下去，法官只能由那些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绝对中立”的人来担任。但事实上，只要是人，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公民，都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法官也不例外。以法官的政治倾向来决定他应不应该回避一个案子，其潜台词必然是：本案是一桩政治案件。但在现代文明社会，政治活动构不成犯罪，因而也就没有“政治犯”之说。
实际上，在台北地方法院12月25日召开的刑事庭案件审核小组会议上，全体五位庭长经过投票一致决定的，并不是“更换”主审法官人选，而是将原来由周占春承审、特侦组起诉的四大案，并给“前案”，即由蔡守训承审的“国务机要费案”。案件改变（数案合并）了，审理案子的法官自然也就跟着变了。
我不知道台湾的“反腐斗士”邱毅是否能够真正弄明白这里面的关系问题？我也不知道台湾绿营的那些挺扁人士是否明白陈水扁这次并不是因为政治而入狱的？但我几乎可以肯定，海峡此岸的绝大多数大陆读者并不明白。
我想由陈水扁的案件引申开来指出的一点是，从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到我国台湾地区，再到泰国，乃至希腊，新兴民主社会往往在一段时间内很难避免重重乱象，其根源就在这些社会普遍存在政治与法治（或行政与司法）的混淆不清甚至互相干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点是，一个健全的法治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设。就个人的观察而言，我认为台湾是新兴民主社会中司法独立维护得最好的地方之一。
刚刚摆脱独裁专制、实现民主的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往往因为对独裁政治的痛恨而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民主的政治运作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避免继承了专制社会无一例外的以政治代替司法的强大精神遗产，因而很容易从尚未平复的强烈的伤痛记忆中得出“民主政治就是一切”的错误结论。事实上，民主只是一种确保权力掌握在多数人手里的政治机制，它并不能自动实现权力正确使用这个最终理想。而要让后者得到真正落实，前提必须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护，这就离不开独立与健全的法治。
因此，法治应当是优先于民主的更为本质的东西。以我的目力所及，世界上没有一个法治残缺的“民主”国家不陷于无望的混乱中的；而世界上倒是存在民主不充分但法治完备的运行良好的国家，如新加坡。实际上，支撑民主政治健康运转基础的恰恰是法治，没有完善的法治，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根据目前的态势，陈水扁一家的案子不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反复拉锯，恐怕不会轻易落幕。对台湾民众来说，这段令人煎熬的时期正好是一个“政治与司法”、“民主与法治”的再启蒙。而且，陈水扁本人既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出色法律人士，又是一个善于调动民意的政治家，这台启蒙戏也将因主角的绝佳演绎而发挥到极至。
（写于2008年12月30日，改定于2009年1月19日，发表于2009年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