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上有些国家的经济曾经健康发展，长期保持繁荣，而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则相反，难以健康发展，即使有过繁荣，也如昙花一现，不能持久，这中间有何奥秘呢？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Olson）认为，在一个社会里，存在许多利益集团———为实现某种特定的群体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为了谋求利益，其谋利的方式，往往是“分蛋糕”和“抢瓷器”式的。所谓“分蛋糕”，是说他们不是通过采取增加全社会的总体利益、从而使自己在总利益中的份额随之增加的方式来进行，而是不增加全社会的总体利益，仅是争取在社会总利益中得到更多的份额。为此，他们如同到商店去抢瓷器，为了多抢一只瓷器，不惜打碎两只瓷器。由于利益集团关心的只是本集团的“特殊利益”，他们谋利所采取的往往是类似于“抢瓷器”这样的使社会总体利益减少的方式，而不是采取能够增加社会“普遍利益”的投资、创新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他们的活动还使得整个社会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注在再分配活动上，所以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实际上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力量。因此，要使经济健康发展，长期繁荣，必须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案例，而以清代海关的例子最为典型。

清代在康熙时代曾设有四个海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外国商人可以前往四地贸易，这是“四口通商”时期。雍正四年（1726）三月，福建巡抚毛文铨向雍正汇报福建海关的情形时，分析了此前十几年到福建来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甚至“数年以来，竟绝无一至”的原因。毛巡抚分析说，外国商船不愿到福建来，是因为福建的衙门需索陋规太厉害，一只载货值百万两银子光景的商船，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几大衙门先要各自勒索陋规到五六千两银子，下面的各级文武官吏各种各样的勒索还没有计算进去，外商们听说了这种情况，就都不敢来了。在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福建各级官吏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历史上称为“陋规”）而导致商业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番船不敢在福建停泊，对外贸易无法进行，福建的地方经济自然大受影响，地方繁荣就成了无源之水。据毛巡抚的进一步分析，福建是山海之区，靠对外贸易谋生的老百姓不少，如今外贸受阻，他们的生计必受影响，没了生计的人不免铤而走险，这样社会问题也就增多了。由此可知，福建官吏们的行为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成了社会矛盾酝酿的潜在因素。

福建官吏为了追求本集团的“特殊利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已经够大了，但是比之广东粤海关官吏对中国历史造成的负面影响来说，还算不上什么。

清代乾隆时期的海关政策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变“四口通商”为“单口通商”。在“四口通商”时期，外国商船不敢去福建了，后来大多前往广州的粤海关贸易，但是在粤海关贸易久了，情况越来越像福建，外国商人觉得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前往宁波，准备探寻不去广州贸易的方案，这种做法引起了广东官员的恐慌，他们想阻挠这种行为。刚开始的时候，广东官方向皇帝提出的建议是向前往宁波浙海关贸易的外国商船征收比广州粤海关多一倍的关税。但是外国商人还是宁肯去宁波。在经济政策调节无效的情况下，乾隆下令关闭其他三个海关，只留下一个粤海关。

“单口通商”政策对中国历史走向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中国丧失了发展海外贸易、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的机会，也成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远因。而追究这个政策出台的原因，则主要是利益集团对乾隆做了游说的工作，使乾隆做出了违背历史潮流的判断。这个利益集团，包括粤海关官吏、广东官方以及北京以内务府为中心的一大批人。

清代粤海关的监督（监督类似现在的关长）大部分是包衣。所谓包衣，就是满清入关之前的汉人家奴。负责皇室生活的内务府基本上由包衣掌握，包衣与皇帝有很多接近的机会，他们的女人可能充当皇帝的乳母或保姆，而女儿则可能通过选秀女的方式进入皇官，成为妃子，所以包衣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与皇室关系密切的特殊利益集团。

清代皇帝把粤海关监督这个帝国官场油水最多的职位“恩赐”给包衣作为他们“辛劳”服务的奖赏，而粤海关监督则负有特殊的使命，除了向皇帝秘密汇报地方情形之外，还为皇帝、妃子、内务府、京中显贵置办“进上方物”、稀有洋货及各式西洋珍奇玩意，而花的钱主要靠自己筹集。粤海关监督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他只能向外国商船和广东十三行行商索取“陋规”，其名目有“火耗”、“船规”、“分头”、“缴送”、“担规”等等，不胜枚举。为此，他们希望对外贸易最好只在广州进行，因为这样能够弄到更多的钱，而京中那些人由于利益攸关，自然支持这样的主张。当他们编织为了“国家利益”而对外贸易只应在广州进行的动听理由之后，乾隆据此作出了“单口通商”的错误决策。

历史经验表明，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私利不惜牺牲社会总体利益，甚至“绑架”国家，因此，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是经济健康发展、长期繁荣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