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普通民众不会感觉到思想的力量，尽管他们的行动都在不经意中受着某种思想的支配。
　　而统治者们，多半明了思想的威力，因此竭力操纵人们的思想，从秦始皇到斯大林，莫不如此。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常常是显得可笑而徒然。
　　至于殚精竭虑地“制造”思想的一代代思想家们，尽管有“居庙堂”和“处江湖”之分，却同样是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统治者与民众，进而造福人类。这种努力有立竿见影的，如董仲舒、朱熹等；更多的思想家则为当世所难容，因而只能有待后世的需要，享受身后的荣耀，如孔子与墨子（墨子居然等了二千多年！）等。
　　我不知道陈旭麓和蒋廷黻两位先生是否会在某一天也能凭借他们的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和《中国近代史》而被列入“思想家”的殿堂，享受身后的荣耀，至少现在他们还没有。但这两部著作所蕴含的思想已在显现力量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一部因陈先生猝然辞世、不得不由他的学生整理完成并于1992年出版的著作。在这部遗著中，陈先生作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尝试，如在宏观上，他率先否定了建国以来延续三十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轴心的近代史体系，而试图以“新陈代谢”为轴心，构建新的近代史体系。从微观上看，陈先生也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如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P、62），根据这种观点，陈先生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而且是先进的西方对古老东方的最后胜利。”（P、53）陈先生的许多观点在现在看来或许已算不上前卫，但在十多年前，对从大学校园中走出来不久的我，对学完《中国近代史》不久的我，无疑是如梦初醒：原来历史是应当从不同角度来认识的，认识历史是需要以史识为支撑的！从此，我开始试图用第三只眼睛看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凭借着大量的阅读与思考，人教社版历史教材的滞后性也就很自然地被突破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展现到了我的学生面前，历史学也因此变成了智慧之学，历史课则成了学生们观察与联结现实世界的桥梁；而我自己也逐步成长为一名受到学生欢迎的中学历史教师。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初版于1938年，我读到它则已是本世纪初的事了。这只是一本五万余字的小册子，在一气哈成地读完后却再次让我产生了“大学中的中国近代史算是白读了”的感觉。关于蒋先生的远见卓识，我只要提一个事实就足可证明了：他在总论中明确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P、2）这样的见识，即使放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让人感觉到其锐利的穿透力，但居然会被长期被人漠视，真是让人叹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倡导者罗荣渠先生再次提出的相似的观点，“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较量始于鸦片战争。……此后这一个半世纪中国的沧桑巨变，也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举世罕见的漫长面崎岖的历程，”（《现代化新论》P、235）蒋先生的观点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某此领域的长期停滞不前由此可见一斑！其实，这样的卓见，在此书中到处可见，如关于《南京条约》的签订，他不无痛惜地批评道，“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P、19）。虽然是物换星移，但仔细想来，蒋先生的批评意见，直到终于“入世”了的今天，对每一个国人还是不无教益的，假如我们真心想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的话。因此，尽管我无意责备谁，当我读到此书时，还是不能不在心中发问，我的大学老师们（我一直很尊敬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把这本书推荐给我们？为什么不把蒋先生的见地介绍给我们？那怕是“批判地介绍”也好！是你们没有看过此书还是没有勇气推荐此书？
　　实际上，对陈、蒋两位先生的其它情况，我确实知之不多；即使有些什么意外的情况，也不太会减少我对他们的由衷敬佩。因为这两部著作，既体现了他们在学术方面的真知灼见，也传递着他们在人格方面的非凡勇气。要知道原创性的思想是不可能泉涌不绝的，因而一旦出现，就是人类的福音。可惜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也要知道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两位先生都生活于民族主义特别强烈的年代），保持理性并敢于大声地说出来是要冒巨大风险的。
　　据说，思想家常常是寂寞的。似乎是为了印证这种说法，当然也有可能是历史老人有意要把他们送入思想家的殿堂，陈、蒋两位先生似乎也非常寂寞：《中国近代史》这本“十年磨一剑”才成的小册子，居然在在大陆上销声匿迹几十年，连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也不向我们推荐；而陈先生用了十年时间才拿出初稿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著作，也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这么些年来也是难览其踪，以至青年历史教师们很难读到它。
　　不过，如果老是让陈旭麓、蒋廷黻两位先生寂寞下去，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了。记得当年魏源早早地为我们贡献了《海国图志》，可是对这部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关注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日本社会因炮声震撼而惊醒，中国社会却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因此，我要求自己、同时也希冀我的青年同仁们，善于汲取一切人类思想成果，并用适当的方式介绍给我们的学生们，让他们尽早站立在思想家们的肩头之上。如果我们都这样做了，将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当年，冯契先生在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作序时就曾“期待着青年史学家将通过它来超越它”，但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我们还得继续耐心期待。
　　最后要指出的是，目前要买到这两本著作恐怕很难，特别是陈先生的著作。好在真正的思想是有力量的，刀砍不断，火烧不绝-----秦始皇不能成功，别的什么人也不会成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汰洗后得以在大陆再版就是证明。我们今天许多人在期盼《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再版同样是证明。况且，书卖不到，还可以借阅、传阅……甚至是抄阅。

　　附记：就在我写这篇书评的时候，我那16岁的正在读初二的女儿，拿过《中国近代史》就手不释卷地读下去了，还边读边不停地自言自语道，“有道理！”“有道理！”

　　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