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今天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只要我们弘扬这种民族精神,一定能够战胜难关,争取胜利！
　　对此,我是深表赞同的。因为，近20年来我一直从事中华文明与民族精神的研究。而我师从的张岱年先生，更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近七十年间一直从事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开掘与哲学奠基。200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受张先生嘱托与指点写出的《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近来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新著《北京魅力——北京文化与北京精神新论》，荟萃了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在研究中我感觉，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在突兀而来的巨大灾害面前,在似乎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民从不低头,勇于抗争,表现出万众一心、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

　　“危机”这个中国词汇，集中映现了中华民族持有的哲学智慧、大智大勇：既是危难风险，又是发展机遇，危险与机遇正如一枚金币的两面那样，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不可割裂。

　　多灾多难,千锤百炼;愈挫愈奋,愈挫愈强;生于忧患,多难兴邦——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生动写照。英雄的中国人民,勇于抗争,百折不挠,不可战胜——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现。

　　勇于抗争,不屈不挠,以大智大勇,战胜大灾大难,这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生成期就已确立的固有品格

　　一部中华文明与民族精神的起源形成史,就是一部勇于抗争、战天斗地、知难而进,不断超越的民族史诗。

　　黄帝立国——大禹治水——万里长城，这是集中反映中华民族抗争精神在那个时代最初生成的三大里程碑。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近一万年前，以农业起源为起点，开始了中华文明起源期，这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时代；而在近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则是中华文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的原创期、生成期；公元初始前后的秦皇汉武时代，则是中华文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的古典定型期。前面且不论，这后两个时代，我们可称之为“中华文明形成乃至定型”的三千年，简称之为“中华文明形成时代”。

　　在文明形成的历史时代,西亚、北非、东南欧、古印度河、中国、中南美洲这六大原创文明,先后普遍面临影响全局、决定命运的三大危机:民族部族内部矛盾引发的战乱危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生态剧变的危机,外敌入侵的民族生存危机。这些危机要么是天灾,要么是人祸。其他五大原创文明,无一例外地由于未能战胜这些灾难,而发生中断或断裂,而沦为“失落的文明”、“湮灭的文明”。惟有中华文明,靠着相对独立的生态地理系统,加之形成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先后顺利地战胜这些灾难,开创了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多元一体、连续进化的综合创新模式。

　　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原创时代,形成过程中的原始的中华民族,炎帝、黄帝、蚩尤等诸多氏族部族之间,战乱烽起,民不聊生,当时的人们是怎样战胜这场内乱之灾的呢?司马迁《史记》记下了这段珍贵史实:“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轩辕何以能成为“黄帝”呢?司马迁《史记》也作了交待:“邑于涿鹿之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看来,对内“修德”,以改善民生,对外“振兵”,以安定百姓,是黄帝创立国家、削平内乱的主要两手。

　　在四千多年以前,在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起点上,洪水泛滥,生态剧变,给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禹治水”的历史故事集中反映了这个时代主题,中华民族抗争精神在其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距今四五千年前,发生世界性的大洪水,《圣经·创世纪》所载希伯莱神话中的诺亚方舟,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父子在洪灾中的遭遇,古印度传说中摩奴与洪水的故事,都曲折反映了这段历史事实。侥幸得到方舟式小船,逃离家园,逃过神的惩罚——这种传说母题,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些古老民族在这场灾难中作出的历史选择。按照《尚书·尧典》的记载,中国遭受的洪水,也是非常大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记载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选择,民族精神的独特孕育。治水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重大曲折,甚至作出了重大牺牲。开头受命治水的,是大禹的父亲鲧,采取了到处筑坝的堵截方针,可是哪里堵得住呢?“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于是,虞舜又举大禹,让他继续治水大业。大禹治水,主要靠两手：一靠艰苦奋斗,团结众人;二靠因势利导,科学治水。他奋力拼搏到什么程度呢?按《史记》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就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

　　禹接受了鲧的经验教训,在治水方法上,变堵截为主为疏导为主,更尊重客观规律,更尊重科学技术:“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看来,大禹成功之道,在于抓了两手:一手抓身先士卒,治水安民;一手抓生产生活,改善民生。

　　纵观世界文明史长河,北温带农业民族怎样处理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关系,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课题。与汉朝几乎同时兴盛的古罗马帝国,还有更早些的古印度河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几乎都由于生态剧变、内部矛盾,加上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大举南下入侵,先后发生严重中断,变成“失落文明”。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特别集中地物化为万里长城。长城修筑,经过近两千年的漫长过程:春秋战国长城——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到一起总长约五万公里,十万华里。在那个时代,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伟大工程!长城体现了三大历史功能的有机统一:军事防御功能，保护经济功能，联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民族纽带功能。

　　“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万里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汉武帝时的大将霍去病,从18岁起献身戍边,屡立奇功,用身体与生命构筑了新的长城,年仅24岁就献出了宝贵生命。当年他谢绝了汉武帝给他修造的豪华住宅,留下了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种为国忘家、公而忘私的无私奉献精神,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底蕴之中。多少年来,人们世世代代传颂着这样的动人诗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程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中。传说周文王拘而演《周易》,而孔子晚年作《易传》。其中最核心的逻辑起点,是乾坤两卦:乾卦主要取象于天,核心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人对自己要严,要像苍天风雷那样,勇猛无前,奋力拼搏,无私奉献;坤卦主要取象于地,核心观念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像大地那样,待人要宽,以宽厚为德,包容别人,包容万物,不求利己,不求回报。经梁启超、张岱年先后提炼与倡导,《周易》中的这两句名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征,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勇于抗争,不屈不挠,以大智大勇,战胜大灾大难——这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生成期就已确立的固有品格,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九死一生”的生存危机与殊死抗争中确立起来的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近代史的109年,不仅是一部危机重重的向下沉沦史,更是一部不畏强权、奋起抗争的英雄史诗。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九死一生”的生存危机与殊死抗争中确立起来的。

　　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古代辉煌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工业化转型期,却屡次失利,严重滞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六次打进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然而,也正是在抵抗外侮、战胜危机的英勇斗争中,升华出“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转败为胜,变弱为强,死而后生。

　　具体说来，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史上的109年间，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屈辱感，大大加剧了中国近代发展的滞后状态。在这109年间，各个帝国主义列强靠着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先后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一千一百多项，把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先后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八次向中国索要所谓战争赔款，本息共计近二十亿两白银，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六倍之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采取各种巧取豪夺手段，鲸吞蚕食中国领土总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中国原有领土的1/7。他们先后割占香港与澳门、台湾与澎湖、九龙与威海卫、旅顺与大连、广州湾与胶州湾……他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先后取得了十项特权：在华驻军权，租界管辖权，协定关税权，海关控制权，公使干政权，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权，划分势力范围权，输入资本权，文化侵略权。正是这历史的与现实的、内部的与外部的四大根源，综合到一起，造成了中华民族的近代落伍。这是中华民族永远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悲剧，也是激励中国人民发愤图强的强大历史动因。

　　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页中,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外殖民的狂潮之中,面对外敌的入侵,许多古老的民族国家成了殖民地，人民成了亡国奴,如历史悠久的埃及,印度,西亚诸国,中南美洲各国……但是,中国没有亡,中国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这不仅是由于列强的矛盾,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因根据,就是有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作为脊梁。无数中国的志士仁人,奋起抗争,慷慨壮歌,宁死不屈!

　　林则徐是力倡禁烟、奋起抵抗的第一位近代民族英雄。他从福建来到北京,后到江苏,自动请缨,又从北京到广州禁烟前线。离京南下时,他传令沿途不准设宴招待,不准另派车轿接递,不准有丝毫贿赂。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在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的年代,在1894年筹办兴中会过程中,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后来居上”——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首倡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即把民族忧患意识与民族振兴意识熔为一炉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振兴中华奉献毕生。

　　以毛泽东、瞿秋白、方志敏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以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牺牲精神,面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困境与危机,毅然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道路,写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的壮丽诗篇。为呼唤民族精神,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一文:“朋友……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正是因为有了从林则徐到孙中山、到毛泽东等上下求索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有了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因而恰恰在本来灾难最深重的抗日战争的伟大烽火中,中华民族开始了转败为胜,转弱为强,转死为生的划时代大转变!

　　如果说《周易》经传中贯穿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思想红线,是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那么,近代以来一直孕育着一种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力求把振兴中华的民族自信意识,与忧国忧民的民族忧患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让我们筑起新的长城,“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综合创新”。这就是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时代主旋律,就是现时代的中国心、中国魂,就是中华腾飞的强大精神支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抗灾史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从历史上看,每遇灾害发生,史籍都会有“死者无算”之类的记述。就拿旱灾来说,清朝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导致大饥荒的“丁戊奇荒”,饿死一千万人。以地震来说,我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是1556年陕西华县8级地震,死亡八十多万人,这也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也遭受了多次重大自然灾害,比如1954年江淮大水、1958年黄河洪水、1959-1961年三年灾害、1976年唐山地震、1998年大洪水等等;人为灾祸也不可忽视,“文革”十年浩劫,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度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最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灾难。

　　淮河,这条中国第三大河流,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几乎成了灾害的代名词。据历史文献记载统计,从14世纪到19世纪,500年间淮河流域发生较大水灾350次,从16世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50年间每100年平均发生水灾94次。历代仁人志士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淮河的斗争。但由于种种原因,到新中国成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淮河:“河底日高,河堤日高;河患日深,河病日重。”1950年,毛泽东主席四次对淮河的救灾和治理作出批示,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召开了第一次治淮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多次视察淮河。50年代初,人民的生活还十分困难,淮河流域数百万群众像当年支援淮海战役那样投入治淮主战场,他们住草棚,啃窝头,肩挑背扛,挖出一条条疏淮新河,筑起了一道道防洪堤坝……治淮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破坏严重,积重难返;“两个凡是”固守毛泽东晚年错误,固守僵化模式,固守僵化观念。已经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无私无畏,大智大勇,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他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的主题报告,起了一个富于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了使根深蒂固的“两个凡是”彻底缴械,他从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高度提出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改革终于突破坚冰,开始启动。

　　1998年夏天,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袭来。江河横溢,洪水泛滥,千里决堤,一片汪洋,威胁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冲毁了无数人的家园。洪水冲垮了有些堤坝,却不能冲垮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支撑下,全党全军全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洪斗争,谱写了新时代的“大禹治水篇”。

　　1978年出生的李向群生前是广州军区塔山守备英雄团九连战士。他家虽有百万家产,但为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李向群毅然选择参军之路,由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合格战士、优秀士兵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1998年长江流域抗洪抢险战斗中,李向群主动报名参加部队的抢险突击队,他带病顽强拼搏,先后4次晕倒在大堤上,被送进医院抢救醒来后,又拔掉输液的针管上堤战斗,终因劳累过度壮烈牺牲。为了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灾区3万群众自发地赶来参加烈士的追悼会,并在烈士生前抗洪的地方树碑立传。中央军委授予李向群“新时期英雄战士”光荣称号。

　　也正是在总结上述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98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鲜明、特别突出地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

　　2002年11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把民族精神问题提到一个新高度: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在新时期、新世纪、新千年起点上,一场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染病,突如其来地袭击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这是一种过去人们不了解的新病毒、新疾病,人们了解它、战胜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我们战胜“非典”,赢得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危难时刻,率先垂范。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疫情严重的广东、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看望群众,亲自调研,部署工作,他们在危难时刻,率先垂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诚实践者。

　　白衣战士,舍生忘死。在肆虐的病毒面前,在生与死的较量面前,他们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舍己救人、舍己为公、舍生忘死。他们紧密团结,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丁秀兰,就是这样一位白衣天使,她把生命的希望留给别人,而自己却以身殉职。作为四个主检医生之一的丁秀兰大夫,成了接触发烧病人最多的医生。急诊科安排了四个班次,其他人接触病人都是四分之一的接触,只有丁大夫接触病人是百分之百,她的工作量大,各方面压力大,危险系数也最高。人们对“非典”的恐惧随着病毒的传播而不断扩展着,以至于当一例例高热病人被送进医院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本能地退避三舍,而丁秀兰医生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一如既往地奔波于患者的床前,问诊、查体,用她共产党员的行为鼓舞着士气。4月中旬,急诊监护病房的6名护士不慎感染非典病毒,持续高烧。年近半百的丁秀兰不顾长时间的过度劳累,像妈妈一样日夜看护。最终她因劳累过度,感染“非典”,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一位哲人说过,一位高尚的母亲,必定能养育出勇敢的子女。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这个危难时刻就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儿女，比如：钟南山、邓练贤、梁世奎、陈红光、李小红、叶欣、张积慧等许许多多的生命卫士、科学勇士、人民战士。他们用行动、用生命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他们是时代的骄傲,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五月四日,河北、山东、广东、辽宁、天津、广西等地纷纷向北京伸出了援助之手,送款、送物、送设备、送技术、送人才;后来,全国各地又纷纷向河北捐款捐物,支援河北人民抗击“非典”。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

　　血浓于水,情系中华。社会各界也向“非典”地区伸出了援助之手。爱的火炬在全国传递,爱心使民族凝聚力更强。

　　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民族精神。越是艰难困苦,越是危难当头,越能体现民族精神，越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都阻挡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一场又一场磨难锤炼了我们民族的意志,升华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凝聚了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008年,特大地震,我们遭受的困难,甚至比1998年大洪水、2003年抗击“非典”还要大。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天灾的巨大考验。然而,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与抗争精神,也表现得空前高涨。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洗礼。只要我们更加重视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完全可能做到“三个大有希望”:

　　一是在几个月的较短时间内取得抗震救灾基本胜利,大有希望;

　　二是北京与中国经济仍将保持10%左右的速度,持续起飞,大有希望;

　　三是2008年8月开好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同样也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得好: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让我们用中华民族精神,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我们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一定会历经百劫而不衰,屡历磨难而常新!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