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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8月4日《三湘都市报》消息，在今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湖南省农科院先后有3名中青年科研人员自杀身亡。对此，农科院有关负责人解释为“纯属个人原因，其中两人精神都有问题”。而据记者调查，年仅39岁的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特种经济动物部经理李建良（真名），是在搞不到科研经费、“大家一致反对（所里提出的）合同方案”的情况下，在自己办公室悬梁自尽的；作为“特殊人才”从西北引进的甜瓜专家、同样是39岁的副研究员甘博（化名），是在完不成创收任务、“连自己都养不活”（领导说的）的巨大精神压力下，跳楼自杀的。另一位在实验室服毒自杀的女性副研究员刘华（化名）则在遗书中写道“无意说错了话，得不到宽恕，我愿以死来赎罪”。
3位年富力强的科研人员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其中，两人是在完不成上级下达的部门或个人的创收指标，在与领导协商未果、或受到领导当众嘲弄的背景下，满怀委屈，匆匆踏上不归之路的。尽管我们并不认同他们这种以死抗争的选择，但由此折射出的某些科研单位存在的种种流弊，却不能不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首先，用人机制另类失范。当下，不少科研院所属于差额拨款单位，科研人员一直存在经费压力。为此，倡导、鼓励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推向市场，既是科研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自主创收、弥补经费缺口的重要径途。
问题是，科研人员未必都是做生意的料。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赶鸭子上架，势必导致其中一些人难以承受创收指标之重，乃至在精神上产生常人意想不到的变异。其结果必然是科研、创收都受影响。即使是陈景润在世，面对像湖南农科院下属某些研究所下达的逐年翻番的创收指标，恐怕也只会一筹莫展。因此，科研单位创收，也要扬长避短，因人而异，不能一竿子将一船人都打“下海”。所以，科研主管部门对用人机制的另类失范不能不察。
其次，科研经费监管失控。由于项目评估机制不健全，致使科研经费分配不公，在一些地方早已司空见惯。通常情况下，头脑“灵活”，既有“门路”又善“公关”的人，不愁拿不到足额的经费；而那些常年埋头科研、且不屑于按某种“潜规则”办事的人，就算项目再好，也难以得到上面的全力扶助。
在我看来，一些地方科研经费配置上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监管机制所致——上哪一些项目，认可哪几个课题，该给多少经费，基本上由上级领导和部分专家认定，缺少类似于听证这样的“阳光环节”，因此难免不出现暗箱操作，使部分老实人觉得山穷水尽。
第三，人力资源配置失当。据报道，湖南省农科院除离退休人员外，行政后勤人员有450多人，在职处级干部131人，工人859人，而第一线的科研人员仅400来人。其中，管理人员包括司机都拿全额工资。这样一来，每年一半以上工资缺口，就靠仅占在职人员总数25％左右的科研人员领衔创收来解决。创收任务如此之重，所以“科研人员普遍觉得压力太大”，偌大的农科院简直成了一家不堪重负的农业公司。在这种环境中，科研的成分究竟还占几成？
据报道，有的科研人员每月只能拿七八百元工资。试想，拥有高级职称，收入却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他们心理上怎会不失衡？又哪有心思去做研究？我认为，行政人员阵容庞大，为官者所占比例过大，不仅加大了行政运行成本，而且难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极易挫伤一线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怕惟有精兵简政，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才有可能为科研人员“减负”，使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科研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我们这个农业大国来说，这句话显得尤为重要。但愿3位中青年农业科研人员的非正常死亡，能够震撼我们的心灵，进而从制度设计入手，逐步解决市场化条件下科研与创收之间存在的矛盾。 |
几位科研人员自杀引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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