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信息科学领域略有了解的人，至少听说过“李国杰”这个名字，而且对他“中国信息技术发展应走平民化道路”的思想多少有所耳闻。从他的思想观点看，他似乎应该是一位在中国本土培养和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但事实上，李国杰在１９８７年回国前，在美国一直从事智能计算机研究，并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并行处理和智能计算机的前沿基础性研究论文。
　　然而，回国后，他放弃了自己在国外的研究方向，转而领导一批人“做中国人能接受并用得起的”计算机。这一方面缘于中科院“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科研导向，另一方面缘于他个人对计算机技术发展和中国社会全面的思考。
　　他告诉记者，每年国家法定的长假是他最舒心的一段时光，利用这段时间，他可以暂时抛开研究所的业务工作，静心看一些关于社会人文方面的书籍。从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到西方现代哲学流派，从历史学、社会学到经济学、政治学，他无一不涉猎。他不但十分崇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而且欣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社会有深刻认识的一批思想家和学问家，如鲁迅、梁漱冥、钱穆、冯友兰等。他的“中国信息技术发展应走平民化道路”的观点显然也是他对目前中国社会整个环境进行分析与判断的结果。
　　做这样的判断，也是他身为中科院计算所所长的最大课题和难题。因为，中科院计算所不仅要在跨国公司已经瓜分的市场中分一杯羹，还要有所超越，方能求得生存与发展，这谈何容易？
　　不仅如此，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到的是中国科研人员如何才能体现自己价值的问题。最近他在计算所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国创造单位ＧＤＰ所需的Ｒ＆Ｄ人员是日本的３．６８倍，所需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是美国的４．４８倍。这说明以对ＧＤＰ的贡献来衡量，４～５个中国科研人员才能顶一个美国科研人员。为什么我们的人均贡献率低，从分析我们身边发生的科研活动应当能找到答案。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不是科研的‘产出’会对ＧＤＰ增长有多大影响（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通过ＧＤＰ反映出来），而是如何能申请到大笔科研经费。也就是说，我国的科研人员关心‘进’重于关心‘出’”。
　　作为科学家，他看到了学科发展的方向；作为所长，他看到了存在于科技界的普遍性社会问题。虽然他说，“我很平常，很普通。电视台在做介绍我的节目时，把我放在人流如潮的画面中走过来，取名‘他从人群中走来’”，但他的思想语言却十分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