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国际关系或者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最基本概念。与之相对的是“暴力”、“冲突”和“战争”。在消极的意义上，“和平”就是战争的间歇或者没有战争的状态。在国际法上，和平是国家间关系的一个积极价值，即国际法建立的一个基本假定。
　　和平也是有史以来人们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爱好和
　　平是一些人的本性，追求和平是一些人的事业。和平共处是一些人希望的国家间关系一种可接受的消极状态：尽管存在分歧和冲突，但人们的理性认为，战争不能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这一点在核武器出现后更是如此，各方面分歧和冲突很大的国家之间不得不和平共处。
　　和平也是一种秩序，特别是在国际上。拉丁词“PAX”代表着一种强加的解决方案（一般指征服或一种超级力量的使用）。历史上存在“罗马治下的和平”、“基督教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以及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在这些条件下，和平一般指的是一个霸权国家治理下的一种秩序状态。
　　长久以来，追求和平、维持和平、避免战争一直是国际思想或者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性观念。实践和平、维护和平，甚至缔造和平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主导性线索。
　　和平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二战以后，核时代的到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和平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成熟，是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
　　严格意义上讲，“崛起”应该叫做“兴起”。与“和平”的概念不同，“崛起”并不是国际关系或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在标准的国际关系或世界政治教科书中，很难找到“崛起”的概念。不过，一部国际关系的历史，无论哪个版本，都是兴衰的国家彼此间关系的历史。为此，尽管关心国际关系中国家兴衰问题的人们没有把“崛起”概念化，但他们却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崛起”的理论。这些人基本上属于政治现实主义者。要理解他们的“崛起”概念，大概要到所谓“霸权更替”或“权力转移”理论中去寻找。在他们看来，“崛起”意味着一个新的霸权的兴起，意味着国际权力从旧的霸主到新的霸主的转移，意味着新旧霸主之间即将到来的、命中注定的冲突和战争。也就是说，在现实主义看来，崛起不是与和平相联，而是与战争相联。
　　一些现实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很希望世界上出现上述“美国治下的和平”秩序。这就是“新帝国论”。他们预测21世纪还将是“美国的世纪”。但是，把世界和平寄托在某个大国统治的时代早就结束了。那样的治理很难有真正的和平。我们需要的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那种和平。
　　我们在“崛起”前面加上了“和平”二字。这一限定，非常重要。
　　笔者认为，可以用以下三句话把和平与崛起联系在一起：崛起的目的是和平，崛起的手段是和平，崛起的后果是和平。
　　崛起是为了和平，这应该是中国崛起的基本国际目的。崛起采取的手段不是暴力的、军事的或者其他非和平的东西，而是和平的，例如自由贸易、经济外交。崛起的后果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冲突，而是中国与美国的和平共处。
　　这些问题，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尚未完全解决。中国目前处在崛起进程中，其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甚至风险，能否最后和平地崛起，现在还不知道。
　　崛起可理解为成长、长成。中国的崛起不是现在能完成的，而要在将来完成。如果发育不良，可能长不大，至少长得不如预期的那么大。
　　崛起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绝对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国家一旦出了大问题，任何“崛起”的打算都将流产，结果是国家的倒退和沉沦。所以，在谈论崛起时，我们不能回避沉沦这个概念。沉沦的危险是随时可能存在的。历史上，中国本身以及其他国家的兴盛和衰落都有大量的历史可鉴。当代世界中，特别是亚非广大地区，存在着一些“危机国家”、“失败国家”、“混乱国家”。沉痛的国家教训俯拾即是。
　　历史的一个严肃事实是，中国长期以来不得崛起。我们一直扼腕追问，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正确的崛起观。
　　崛起是我们强烈的目标和愿望。但只有目标和愿望是不够的，还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目标和愿望。如果我们定义的崛起只是大国争霸，只是为了国际权力转移，只是为中华近代史上的斑斑屈辱、深仇大恨“雪耻”，那么，在当今时代，这样的“崛起”必然会遭到“中国威胁论”的反对。这样的崛起即使开局顺利，到头来，也极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中。
　　当我们用“和平”来定义崛起时，尽管对“和平”有着多样的理解，但“崛起”的性质、目标就清晰起来了。
　　和平首先是国内的和平———国内的安定、有序。当今世界，大多数冲突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国家内部的冲突。中国的崛起，首要依靠的是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础上的国内和平。
　　一个国家的国内和平和国际和平及安全是紧密相联的。一国国内“和平”了，那么该国与别国关系的本性就是和平的。
　　选择和平，我们就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奠定了道义、伦理和正当性基础。这非常重要。这个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是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国家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过和平的手段面对内外问题挑战，通过和平的手段处理她的对外关系。这个国家不仅为了自身的和平和安全，而且要为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而尽职尽责。
　　我们应该构筑以博大精深的“和平”概念为基础的、能够成为21世纪中国内政和外交方略的宏观理论。而比理论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和平的全面实践，按照和平理论指导中国的崛起过程。
　　一个和平价值导向的中国将更多地为主流国际社会所接受，并成为21世纪世界和平和繁荣的保证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