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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先走一步
绝不允许别人把我拦在任何门外在内心我无法丈量自己与这道门的间距，虽然我足足站了5分钟，观察那些各种肤色的人如何从容地迈上台阶，毫无闪失地踱进转门，进入到另一种世界。这是五星级标准的长城饭店，它像西方小说里盛装的贵妇人，辉煌而傲慢，而我则要穿过它的转门，去谋求一份职业。
那是1985年，我有充足的理由要走进这扇转门。为了离开原来毫无生气甚至满足不了温饱的护士职业，我凭着一台收音机，花了一年半时间学完了许国璋英语三年的课程。我一直守候着机遇的到来。我鼓足勇气，穿过那威严的转门和内心的召唤，走进了世界最大的信息产业公司IBM公司的北京办事处。面试像一面筛子。两轮的笔试和一次口试，我都顺利地滤过了严密的网眼。最后主考官问我会不会打字，我条件反射地说：会!“那么你一分钟能打多少?”“您的要求是多少?”主考官说了一个标准，我马上承诺说我可以。因为我环视四周，发觉考场里没有一台打字机，果然，主考官说下次录取时再加试打字。
实际上我从未摸过打字机。面试结束，我飞也似地跑回去，向亲友借了170元买了一台打字机，没日没夜地敲打了一星期，双手疲乏得连吃饭都拿不住筷子，我竟奇迹般地敲出了专业打字员的水平。以后好几个月我才还清了这笔不少的债务，而IBM公司却一直没有考我的打字功夫。
我就这样成了这家世界著名企业的一个最普通的员工。
在IBM工作的最早的日子里，我扮演的是一个卑微的角色，沏茶倒水，打扫卫生，完全是脑袋以下肢体的劳作。我曾感到非常自卑，连触摸心目中的高科技象征的传真机都是一种奢望，我仅仅为身处这个安全而又解决温饱的环境而感到宽慰。
然而这种内心的平衡很快被打破了。有一次我推着平板车买办公用品回来，被门卫拦在大楼门口，故意要检查我的外企工作证。我没有证件，于是僵持在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们投来的都是异样的眼光，我内心充满了屈辱，但却无法宣泄，我暗暗发誓：“这种日子不会久的，绝不允许别人把我拦在任何门外。”
这有一件事重创过我敏感的心，有位香港女职员，资格很老，她动辄驱使别人替她做事，我自然成了她驱使的对象。有天她满脸阴云，冲我过来：“Juliet(我的英文名)，如果你要想喝咖啡请告诉我!”我惊诧之余满头雾水，不知所云，她劈脸喊到：“如果你要喝我的咖啡，麻烦你每次把盖子盖好!”我恍然大悟，她把我当作经常偷喝她咖啡的毛贼了，这是人格的污辱，我顿时浑身颤栗，像头愤怒的狮子，把内心的压抑彻底地爆发了出来。事后我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要有能力去管理公司里的任何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香港人。
自卑可以像一座大山把人压倒而让你永远沉默。也可以像推进器产生强大的动力。我想着要改变现状，把自我从最底处带领出来。我每天比别人多花6个小时用于工作和学习，于是，在同一批聘用者中，我第一个做了业务代表。接着，同样的付出又使我第一批成为本土的经理，然后又成为第一批去美国本部作战略研究的人。最后，我又第一个成为IBM华南区的总经理。这就是多付出的回报。
我在乎的是什么?比别人先走一步，能创造一种好心境。日本有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天早起半小时，上班先走一步，避开上班的高峰。每次他坐在公共汽车上，车厢里空空荡荡，没有上班高峰时那种沙丁鱼罐头般的窒息感，他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迎着晨风观看街头人生百态，内心充满了愉悦。他不仅每天比别人多做一些，而且舒畅的心情也带来了充沛的精力和创造力。在我内心，始终有着沉重的危机感，如果不先走一步，就意味着被人领先。
在别人眼里我很成功，然而我的内心曾长期徘徊在脆弱地带，甚至有时在挫折面前几近崩溃。我曾看到一位作家谈自尊，认为首先要接受自己，对自己负责，完善自己，作真实的自我。我发现自卑的成因源自不接受自己，没有对自己真正负责。
这种自卑跌宕起伏，曾经无处不在。当同事被提升时，我心有嫉妒；当自己成为英雄站在表彰台上时，因同事比我多了几百元奖金心中不服。我在嘴上说，我不是在乎这几百元钱，然而我在乎的是什么呢?我把别人对我的认可程度局限于几百元钱所代表的价值上，这又比仅仅是在乎几百元钱的境界高出了多少呢?追求表面层次的认可，使我把成功的尺度摆设在别人的眼里，我内心的天平经常受制于别人的评价摆荡不已。
在IMB华南区工作期间，我面临的挑战是：既要极力开拓这片新的市场领地，又要对200多位员工的成长负责。在这个大家庭里，我开始从一群员工身上看到自己的成就和理想。那狭隘的自我也被渐渐挤出。在离开IMB华南区的时候，我已克服了自卑的心理，获得了充分的自尊。
人没有野心不能成大事1997年初，当我回到北京IBM总部时，许多朋友都困惑不解：偌大的“南天王”不做，却还要读什么书(当时我准备到美国学习一段)?在公司里，昔日追随“南天王”的亲热也化为寒蝉，甚至有人和我擦肩而过也视若无人。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昔日，我肯定又要愤怒了。然而现在我却可以轻松地去面对。我已经能够平衡自己的内心。我确实想修整一下，去美国攻读MBA高级研修班，这已不是为拿文凭争口气的心态，而是希望养精蓄锐向更高的目标出击。
当我收到美国的机票，准备8月15日的开学之时，父母亲的双双大病使我在事业与亲情间经受了一次重大考验。我每天奔走在两个医院，往返于城市与郊区，而风烛残年的父母却没有很快康复的迹象。我非常想出去读书，甚至有次心头闪出这样的念头：难道你们就不能晚两个月生病吗?我被自己的闪念吓了一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人，当事业与亲情交锋之时，我竟然想推卸责任。难道我是在想，两个月后，我已经在美国了，你们再病我也可以不管了。是这样吗?我竟沦落为这类人了吗?好人是成功的基本条件。当时父亲已在弥留之际，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终于，我决定留下来，埋葬自己的梦想，每天陪伴着父母。
在父亲最后的生命时光里，尽管他已不能启口说话，但我却一直能够与他交流。我身边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认为我是由于伤心过度精神出了问题。然而我却知道父亲一直在挽留我。这是心与心、灵与灵之间的默默传递。后来我才明白父亲的苦心，他在冥冥中留住我，是想为我展示一片新的人生霞光。
1998年2月5日，经历了5个多月的双向选择，我把签字协议传真到微软公司总部的时候，我如梦初醒地发现，原来父亲要我留下做更大的事，这正是我想做的事啊!我在微软公司的上司对我说，你就是为微软生的。微软公司虚席以待，“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这一职位为我等了将近半年。而我选择微软，是因为它正迎合我的梦想：要么把中国公司做到国际上去，要么把国际公司做到中国来。
微软恰恰把执掌中国业务的金印托付给了我。同时，微软公司那种生生不息的创新拼搏精神、浓厚的危机感和我的个性也有某种深层的契合吧。
人没有野心终不能成大事。微软和中国给了我广阔的天空，我又想张开羽翎，让风声在耳边回响，再次超越自我，去迎接绚丽的梦想：把微软(中国)做成“中国的软件企业”，为中国软件业写下丰盛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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