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国家的兴亡安危和国民的生存安全，始终都应该是中国政府工作的核心之一，同时也是每一个公民首先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危主要涉及到军事国防、经济国防和政治国防三个部分。
　　所谓军事国防，即保卫国土的军事力量和打击敌对国的军事力量。
　　所谓经济国防，主要指在战争期间或敌对期间，维护国家经济运转的能力，包括对国内关键经济设施和生命线工程的国防保卫力量，对境外战略物资运输线的保卫力量，以及包括能源在内的战略物资的储备。
　　所谓政治国防，实际上就是人心国防，其关键就在于政府行为是否与国民利益保持一致，政府官员是否有漠视民众、欺压百姓、盘剥国民、搜刮国财的行为，以及国民彼此是否有认同感。总之一个国家的政府与国民之间、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亲和力越大，这个国家的政治国防、人心国防也就越牢不可破。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上亿万善良的人们都期待着这是一个新的美好时代的开始。但是，无情的事实很快就撕裂了这场美丽却脆弱的梦，其标志之一就是震惊全世界的911 事变。从中国的数字文化来说，“21”是一个冒险的数字，而911 在美国则是报警的电话号码。当然，真正的原因正如笔者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所说《在石油枯竭前，人类开始疯狂――评最富的国家与最穷的国家开战》。
　　事实上，21世纪人类社会正巧走到了一对矛盾的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传统资源和能源即将枯竭，另一方面则是基因工程技术的进展有助于更多的人更长久地生活在小小的地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大家庭如果没有新的生存理念形成（例如善待自己、善待生命、善待自然），那么为了生存而激发的敌对行为，则难以避免愈演愈烈之势。
　　有鉴于此，我们中国人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掉以轻心。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危，存在着什么问题？我国的国防软肋在哪里？我们从现在就该为此而做些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软肋主要在下述几个方面：
　　1 、中国的周边国家众多，情况复杂多变。其中对中国安危至关重要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日本、俄国和印度，此外两韩、菲律宾、巴基斯坦和若干西亚国家也对中国安危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2 、美国对中国具有最危险的毁灭性打击能力，中国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正在减弱甚至有可能失去。有趣的是，近二三十年，中国对美国的敌意不断在减少，而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或怀疑则左右摇摆时不时还有所增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就在于中国政府一方面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借鉴资本主义，美国人看不懂，不知道中国人玩的是三十六计的哪一计，疑惑越深警惕心也就越强，也就越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
　　3 、中国尚未统一，台湾本土的分离力量相当可观。与此同时，有些不愿意看到中国由于统一而变得强大的国家，也在从中作梗，试图利用台湾达到牵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4 、中国有一大批大型工程的国防难度太高，例如三峡水库，一旦遭到军事打击而溃坝决口，半壁江山瞬间将变成泽国、数亿人口转眼就遭到灭顶之灾。又如，即将上马建设的陆路南水北调工程，其竣工送水之日，也就成为北京、天津、中原地区的生命线，同时也就变成战争的讹诈对象之一；事实上，一旦我国北方地区的生存依赖上了这个千里迢迢的陆路人工输水线，那么只需要一颗很小的炸弹，就能让全线工程失效，因为它如此重要而又实在太不堪一击了。此外，拟议中的北京至上海的磁悬浮高速铁路，也是一项国防败笔工程；这是因为，用建设磁悬浮高速铁路的资金，可以多铺设好几条同样长的快速铁路，显然多条快速铁路比一条高速铁路更有战略安全。
　　5 、目前中国的政治国防存在着众多隐患，其中最大的隐患就是社会不公。为什么明朝末年不堪一击，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明帝国，被数万清兵（其武器并不比明朝军队强）杀得一败涂地？为什么清朝末年，当时世界人口第一的中国，在外敌入侵面前变得如此低能？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政府没有与国民利益保持一致，政府官员对国民的欺压甚至比侵略者更甚；正是在这种人心国防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才导致了军事国防的全线崩溃。
　　事实上，当年毛泽东能够率领民众建立新中国，他手中的王牌就是还社会以公正。问题是他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存在着误区，误以为平均就是平等的全部内涵，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或全民企业的大锅饭就是最好的社会公正形式。
　　其实，社会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说的是，国家或政府要对任何一个国民都提供一份基本的生存保障，在这种生存保障的层面上，需要强调平等关系中的平均内容，以及社会公正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第二个方面说的是，国家和政府要尊重所有国民的创造能力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其前提是不伤害其它国民的权益），任何国民都有创造财富并获得相应财富份额的权利；在这种创造生活的层面上，尊重国民的不同创造能力，才是公正的。对比之下，“多劳多得”强调的是劳动，而忽视了劳动本身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创造出新的财富，因此这种财富分配方式必然导致低效或无效劳动的盛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因为它剥夺了众多国民创造财富的权利，以及多创造财富者可以较多获得财富的权利。也就是说，毛泽东推翻了一种不公正（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残酷或不人道的剥削），但是却又走向了另一种不公正，即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能力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声中，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造富运动。在这场造富运动中，确实有一大批人先富了起来，其中不乏大量通过自己创造财富而先富起来的人。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他们是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而先富起来的；其中既有政策性先富起来的人（包括政府官员或垄断行业的上层职员），也有违法性先富起来的人（包括已经曝露的和尚未曝露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
　　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财富、社会财富正在被各种强势集团进行不公开、不平等、不公正地重组。种种迹象表明，社会不公正的程度正在扩展到危险的边缘，城乡国民待遇不公正、干群国民待遇不公正有着愈演愈烈之势。知否，知否，官肥民瘦？
　　事实上，政府官员与国民的不谐和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政治国防、人心国防的稳固。前几年新疆一个礼堂失火，抢先逃命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员，葬身火海的却是祖国的花朵小学生。显然，这样的官员，甚至不如动物世界里的兽王，因为兽王还知道要用自己的身躯保护自己的族群。不幸的是，类似的无视国民生命和公正利益的官员，在许多省市的各级政府里都存在着。很难想象，有这样官员大量存在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抵御外敌的入侵。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社会公正。对于一个追求国民幸福的负责任的政府来说，任何时候维护社会公正都应当是第一位的，因为社会不公乃是经济发展的大敌，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大敌，更是国家安全的大敌。中国的软肋，实际上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