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上海解放前夕，我（宣铁吾）辞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职务，悄然离开杭州，移居香港。彼时的我，已年过半百，历经半生戎马，从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到淞沪警备司令，从配合蒋经国上海打虎到最终去职，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有对个人仕途的怅惘。

在香港的十年，我深居简出，不问政事，每日以读书、写字、养花为乐。香港虽繁华，却难掩我内心的孤寂。我常与旧友相聚，谈及当年上海打虎之事，感慨万千。我对他们说：“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后一蹶不振。民国卅七年我协助经国先生在上海打虎，因触动豪门利益而功败垂成，最终去职失权。然我问心无愧，所作所为皆为国家民族，非为个人私利。”

谈及戴笠与特务政治，我更是直言不讳：“戴雨农必死，他活，大家都睡不着。”这是我晚年回忆录开篇的第一句话，也是我对军统特务政治的真实看法。我与戴雨农，非个人恩怨，乃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守军人本分，他行特务伎俩，终难相容。特务政治，乃国家之毒瘤，党国之败亡，此为一大根源。

在香港的日子里，我对家庭教育愈发重视。每逢子女来看望我，我必谆谆教诲：“做人要先立德，再立业。德者，正直为本，勤俭为要，报国为志。”我幼年家贫，只读三年私塾，深知读书之不易。因此，我极力支持子女们上学，要求他们珍惜机会，刻苦学习。我常以自身经历勉励他们：“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失了志气。我少年时，白天做工，夜晚就着煤油灯读书，从未敢有丝毫懈怠。你们生长在优渥环境，更应珍惜机会。”

我还将军事管理理念融入家庭教育，对子女们说：“家庭如军队，必须有规矩，有秩序。父母是指挥官，子女是士兵，只有严守纪律，才能家和万事兴。”我独创“养心、护心、强心”的修身理念，教导子女们：“养心者，保持内心平静，不为外物所扰；护心者，坚守道德底线，不为邪念所侵；强心者，锻炼意志品质，不为困难所惧。”

对于女儿们，我的教育则侧重于女德与家庭伦理。我常对她们说：“男女有别，非地位之殊，乃责任之分。男子主外，当以报国齐家为志；女子主内，当以相夫教子为责。二者相辅相成，方为家国之幸。”彼时，香港社会受西风影响，女子观念愈发开放。我忧心忡忡地告诫女儿们：“今之世风日下，有些女子误信所谓‘解放’之说，抛家弃子，不顾家庭，此非社会进步，实为人心混乱之兆。女子之天职，在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此非压迫，实为天赋之责任。一家庭若无贤妻良母主持中馈，管教子女，便如军队无纪律、国家无法度，必致人心涣散，家道败落。”

我并非反对女子读书，相反，我认为“女子读书，非为炫耀于人，乃为明理知礼。知书达理之女，方能教出贤孝之子，方能辅佐丈夫成其事业。”我特意为女儿们添置《女诫》《内训》《闺范》等书，要求她们每日诵读，却也不排斥新学，叮嘱她们兼读国文、算术，“不可做不通世务的书呆子”。我为女儿们制定了“娴静、端庄、勤俭、贤淑”八字行为准则，要求她们言行举止符合规范。

1960年，应蒋经国、陈诚之邀，我前往台湾，任台北南山工业职业学校常务董事。这是我离开大陆后首次重返政坛，却已无当年的雄心壮志，只想安度晚年，为教育事业尽一份力。在台湾的四年，是我人生最后的时光，也是我思想沉淀的时期。

在台湾，我对子女的教诲愈发频繁。彼时，台湾社会亦受西风影响，女子观念愈发开放。我忧心忡忡地说：“世风如此，非女子之过，乃教育之失。若女子皆不知相夫教子之责，家将不家，国将不国。”我叮嘱子女们：“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你们都要坚守本心，牢记女子之责。”

我常以古之贤女为例，教导女儿们向孟母、岳母等学习。我说：“孟母三迁，为教子成才；岳母刺字，为励子报国。此等女子，虽未建功立业于外，却能教子成名，流芳百世，此乃女子最大之成就。”我也常对儿子们说：“将来有机会为国家做事，人当尽忠职守，切勿为名利参与政治，合则留，不合则去，切勿恋战。”

我将兵法智慧用于为人处世，教导子女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与人交往，当了解对方，方能建立良好关系；做事之前，当深思熟虑，方能取得成功。”我还总结了“养心、护心、强心，此为人生三境界”的修身理念，将军事经验融入人生哲学。

1964年2月6日，我在台北病逝，终年68岁。临终前，我拉着子女们的手说：“我一生报国，虽未能实现理想，但此心不渝。你们无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以国家民族为重，不可贪图个人私利。国家统一是民族大义，不可忘也。我一生无悔，唯一遗憾的是未能看到国家统一。”这是我留给子女们的最后遗言，也是我对家国的最后牵挂。

如今，子女们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他们牢记我的教诲，坚守本心，传承家风。我相信，只要家风不败，民族就有希望，国家就有未来。这是我晚年生活的最大慰藉，也是我对家族、对国家的最后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