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歌就是这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歌词是这样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 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马列主义大普及

上层建筑红旗飘

革命大字报嘿

烈火遍地烧

胜利凯歌冲云霄

七亿人民团结战斗

红色江山牢又牢

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 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一代新人在成长

顶风逆浪战英豪

工业学大庆

嘿

农业学大寨

万里神州传捷报

七亿人民跟着毛主席

继续革命向前跑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当时真是如雷贯耳啊！可就是这首歌唱得最猛的时候，“文革”也就结束了。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这种宣传方式违背了辩证法。作家施战军在书中反思并中肯指出：绝对主义的论争态度只能使论争不成立，就像“文革”中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样，任何怀疑和质问都是“反动”的。[1]历史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当提出的问题不容置疑的时候，所提问题的人连同他所提出的问题就不打自倒。毛主席当时就批评说这类人（比如江青）“没学问”。[2]

往事并非如风。今天我们有人还在重复“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这种不成熟的宣传方式。这种宣传方式的不成熟性在于没有辩证法、没有问题意识且不承认对立面存在的合理性。1957年3月12日 下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指出此类宣传方法的问题所在：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3]

当时这首歌上海唱得最猛。上海殖民文化深，容易在左右间走极端。记得“文革”初期的，上海“夺权”完成后，“四人帮”机械模仿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将新行政组织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上报后，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说还是“革命委员会好”。[4]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7年2月5日，上海市三十二个群众造反组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此事报后，毛主席说：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5]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谈到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6]，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7]

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8]前者是没有立场的机会主义，后者则染上了只有立场却不知力量边界的“左派幼稚病”。“规定即否定”[9]，战略哲学一定是基于丰富斗争经验而非经院思辨、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而非形而上学的哲学，它是研究国家力量规定性即力量边界，也就是力量极限和底线所在的学问。而失去哲学则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战略管理失败的致命原因。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10]1961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的会上强调：“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11]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

——————————————————————

[1] 施战军：《爱与痛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2] 1974年1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同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会谈情况。还说：“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1月下旬 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贬低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一些成员，并要王、唐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6]指没有让《人民日报》转载1967年1月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登载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8]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9] 见［荷］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