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人。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徐永昌早年孤苦，投入武卫左军当兵。1916年从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后，留京任陆军训练监编辑官。1917年应孙岳邀请，任廊坊直隶军官教育团教官。后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山西警备司令等职，参加两次直奉战争。1926年代理国民军第三军军长。1927年率部投靠阎锡山，并任阎锡山麾下右路军副总指挥，讨伐奉军。1928年相继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路总指挥、陇海前线总指挥。中原大战爆发后，跟随阎锡山反对蒋介石，并于阎锡山下野后与杨爱源主持山西军政事务。1931年任山西省主席。1935年向蒋介石献策组织“参谋团”入陕，指挥“剿共”军事。同年授陆军二级上将。1937年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保定行营主任。1938年调任军令部部长。1939年为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派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参加9月2日在东京湾举行的盟军受降典礼，并代表中国政府在接受日本投降书上签字，见证了象征着中国抗战胜利历史性一幕 。    1946年任 陆军大学校长。1948年改任国防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1949年去台湾。1952年授一级上将，并退为备役。后任“总统府资政”等职。1959年在台北病逝。

徐永昌在全面抗战，担任军委会军令部部长八年，为坚持抗战殚精竭虑，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遗著有《徐永昌日记》《徐永昌回忆录》等。

拔起孤寒

清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一（1887年12月15日），徐永昌出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沿家沟村。祖辈耕读传家，至其父徐亥（一说徐庆），家道中落，弃学经商，经友人介绍，在山西大同城内一家面铺里谋一店员职业。其母赵氏，生两男二女，徐永昌居幼，后来两姐一兄相继夭折。他随父母迁居大同，9岁时母亲病故，13岁时父亲下世。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拥众奔西安避难，路经大同。时已入冬，有护跸的毅军某部书记官徐椿龄，在街头偶遇徐永昌，见其年幼，无依无靠，面黄肌瘦，饥寒交迫，顿起恻隐之心；又得知与自己同姓，更感怜爱，便带他回营，补一马夫，留在身边充执勤务。后人认为徐永昌“异日功名勋业，实以此为嚆矢”。徐永昌从此便跟随徐椿龄，爬山涉水，到达西安。清廷同八国联军议和后，徐椿龄带徐永昌经河南、河北还驻琉璃河。

徐永昌7岁时，曾入私塾就学，不久后因家贫辍学。这时他随军驻扎琉璃河，生活安定，而徐椿龄藏书亦多，他便抽暇读书练字。徐椿龄见他勤奋好学，也常予教诲。后来，徐永昌入毅军服兵役，随军驻扎南苑、通州、平泉、呼兰等地。毅军的副帅昆源，见徐永昌生性诚实，征为骑卫士。一次，他奉命由呼兰到通州给统帅马玉昆递送公文，顺利完成任务，博得上司的赞许。不久，徐永昌染上伤寒病，移居徐椿龄家疗养。病情好转后，在徐家寻得《春秋》《左传》，爱不释手。

军中求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毅军随营军校招生，共录取一百六十名，徐永昌名列第一百五十九名。他为此惭愧不已，自此以后发愤攻读，学业大进，在第三次月考中，一跃升至第四名。为补学算术，徐永昌四个月没出过校门，日夜钻研，成绩竟冠全班。辛亥革命前夕，他顺利毕业，授副军校（中尉），任武卫左军左路前哨副哨长（副连长）。这时，徐永昌深感清廷腐败，国势艰危，遂与革命党人时有来往，常秘密在北京国风报馆骤会。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山西起兵响应崞县的续桐溪，以保护地方为名，集合邻近各县同乡，组成忻代宁公团，据守大同。徐永昌受命与毅军陈希义前往镇压，但他不愿回家乡和革命党人作战，便借故拒行，旋调毅军新兵营任哨长。他统御有方，军纪严明，使部下不敢冒犯。

民国元年（1912年）春，北京兵变，徐永昌布哨新城，捕截盗贼，维护社会秩序，得到上司嘉许。同年夏，陆军部筹建将校讲习所，他辞去哨长职务，入讲习所深造，于翌年（1913年）冬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徐永昌深得讲习所教官与陆军部主管人员器重，被分配到南京预备军官学校任第七连连长。但他为继续深造计，恳辞不就，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

徐永昌于陆军大学毕业时的留影

民国四年（1915年）夏，在陆军大学的徐永昌得知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孙中山派人分赴各地策动讨袁，便立即赶赴上海参加讨袁运动。几经辗转，他到山东加入吴大洲和居正的起义民军，并为吴大洲组成参谋厅。袁世凯猝死后，他仍返陆军大学继续学习，是年冬毕业。因同当时华北民党领导人续桐溪是同乡，素有交往，他遂到续桐溪部工作。

追随孙岳

民国六年（1917年）冬，孙岳在廊坊创办直隶军官教育团，邀请徐永昌任教官。翌年（1918年），军官教育团迁移至保定。正逢孙岳赴武穴，学校迁徙工作均由徐永昌负责，费时仅三日即迁徙就绪，照常开课。徐永昌在校的思想言行，对学生颇有影响，后来国民军第三军的军官多出自此校。

民国九年（1920年）7月，孙岳成立直隶省（今河北省）保卫团，他任营长。后孙岳任十五混成旅旅长，提升他为该旅参谋长。徐永昌对部下约束很严，常举一些兵变的实例，教育部属。他说：“兵变劫财，多在夜间，荷枪携械，无异自暴贼迹，弃械又怕别人打劫自己。即使侥幸还乡，亦必使老亲受惊，妻子蒙羞，又那敢用这种不义之财，在光天化日之下安然享受？”他对军官们也是恳切告诫：“古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今带兵不努力教导，不认真约束，必将自焚，那还说什么爱国爱民！”

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岳任直军西路司令，徐永昌随其抵达良乡以北的长扬村督战。当时，奉军以优势兵力向长扬村发起攻势，他督兵苦战，出奇兵将奉军击退。随后，徐永昌转战河南，平息河南督办赵倜为响应奉军而发起的变乱。战后，孙岳兼任冀南镇守使、右翼巡防统领，徐永昌任十五旅第二团团长。当时，由于军阀混战，散兵游勇联合祸乱地方。他受孙岳委托，领兵剿办。徐永昌告诫将士们说：“人生在世上，是凭劳心或劳力生活。土匪既不能劳心，又不肯出力，专靠阴谋诡计，欺压善良，侥幸行险，乘隙偷生，懒惰怯懦是他们的本性。我们保国卫民，负责剿匪，但肯出力，不须拼命，必奏大功！”他先将通匪卖路的南宫县游击队长正法，使匪徒失去耳目，并令步骑并进，分头包剿，一举即擒获匪徒四五百名，继而在南乐、清丰的交界处将残余匪徒围困。匪徒乘夜突围，流窜河南。徐永昌又把冀南划为三个区域，分兵肃清溃散的土匪。至此，冀南地区的匪患得以消除。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末，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时，徐永昌已调任第一团团长。他应时任京师戒严司令孙岳之召入京，商定参加倒曹（锟）、吴（佩孚）事宜。徐永昌对与会者说：“曹、吴政治虽然不好，尚有国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顿改善。现在还有纵兵糟害百姓的人，我们却不问，反要先倒曹、吴，这实在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续桐溪等一再坚持倒曹、吴，并对徐永昌说：“倒曹一举，势在必行，禹行（孙岳字）也下决心，但不愿有拂君意，方请君商量，禹行是凭恃有你，才下决心倒曹、吴的。”徐永昌明白大局已定，便向孙岳说：“咱俩论私为知已，论公兄为长官，无论公私，兄都可指挥我的。今天的事，问我意见，我不敢苟同，下军令我当从命。”10月23日晨，由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入京，软禁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闻变，急退天津，由海道转逃湖北。经奉系首领张作霖主持，段祺瑞被推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组织国民军。孙岳部为国民军第三军，拥有一个师、六个旅的兵力。孙岳准备任命徐永昌为师长，因其坚决推辞，遂改授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辖三个步兵团、四个独立营，驻防保定，负责平汉线北段的治安。

民国十四年（1925年）初，段祺瑞任命孙岳为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并许“入陕督陕，入甘治甘”。孙岳促徐永昌兼任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由保定开拔，经河南西进。是年7月9日，徐永昌率军入潼关，12日抵渭南。此时，陕西督办吴新田的北洋军第七师已在临潼一带布防。徐永昌在临战前，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告诫说：“我部多为新兵，既无后路，利在速战，如稍有困顿，则四围友军，将为我敌。今率新兵，求猛攻速决，全在军官。”他督军至浐水附近布防，并分派奇兵渡河袭击吴新田军，经全线激战大破其防线，16日晨即进入西安。

对战直奉

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孙岳奉命兼任陕西省督办，任徐永昌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准备继续向甘肃进发。不料，段祺瑞突然命冯玉祥为甘肃省督办。孙岳、徐永昌等入甘不能，留陕不足自给，便引兵东行，出河南，北上京津。经郑州时，续桐溪正策划倒阎（锡山），便谋图与孙岳、徐永昌合攻山西。孙岳说：“天津既有港口，又有关税，得有天津，胜过几个山西。”力主先打天津奉系军阀李景林。徐永昌对晋系首领阎锡山的“模范政治”本就有好感，加之见孙岳态度坚决，遂同意其主张。续桐溪联军未成，只好指挥旧部胡德辅、弓富魁和联军樊钟秀，从石家庄分兵三路进攻山西。徐永昌却暗将续桐溪进攻山西的计划向阎锡山透露。阎锡山立即以万元重金馈送给住在五台县的胡德辅父亲，胡德辅听从父命，按兵不动。弓富魁见胡不进发，也不敢妄动。徐永昌即乘机联合胡德辅、弓富魁，随孙岳一举攻克天津。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向天津反攻。这时，孙岳患病，徐永昌暂代其统领第三军，在津浦线上被直鲁联军战败，退守包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发起五原誓师，响应北伐，致电徐永昌，与其共举大事。徐永昌想起当初段祺瑞曾向他说：“冯玉祥难共事。你是山西人，不如接近阎锡山。阎锡山为人稳健，在国内外有些声誉，大有前途。”因此，对冯玉祥的来电未置可否。冯玉祥不见回电，又派亲信带亲笔信到包头见徐永昌，信内写道：“你不要灰色，你赶快来五原。”徐永昌一向不赞成“联俄联共”的主张，见冯玉祥信中如此写法，甚为反感，便回信说：“我不知什么叫红色，什么叫灰色。我没有钱，开拔不动。我从此以后，要在包头屯垦。”

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徐永昌给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周玳致函：“拟亲到太原一行，但恐行动不便。”周玳立即复电，盼徐永昌速到太原，并保证安全。徐永昌得知后，当即带着参谋长和参谋到太原拜访周玳。阎锡山对徐永昌早怀好感，这次徐永昌到太原，由周玳引进，与阎锡山会面。一见面，阎锡山即向徐永昌表示“恨相见太晚”，徐永昌则说：“我是山西人，不愿对晋军作战，雁北战役我就未入晋地。张作霖贪得无厌，凶狠异常，祸国殃民，如要讨张，我愿为先驱。”阎锡山对他抚慰备至，优礼厚赠，请他仍回包头驻防。4月，徐永昌再到太原见阎锡山，表示愿率部进驻山西，并提出：（一）不改变国民军第三军的番号，以客军驻晋；（二）打奉军愿为先驱。阎锡山一一照允，并给他一笔巨款，以资开拔。于是，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步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碛口渡河入晋，驻汾阳县一带。6月，阎锡山自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出兵讨伐张作霖，命徐永昌为右路军副总指挥，移军阳泉，整装待命。这年秋，徐永昌会同晋军杨爱源部东出平山，与由龙泉关、倒马关、紫荆关及天镇东山的各路晋军相呼应，大挫奉军。后战局逆转，他见正太线空虚，有受奉军奔袭太原的危险，便率部中原路退回获鹿、平山一带，构筑工事，严阵以待。不久后，奉军果然抵达。徐永昌指挥部队击退奉军，乘机回军娘子关。

晋绥要员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徐永昌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4月，他率部与第三集团军，再度进攻奉军。5月，徐永昌部攻克保定。这时，孙岳病故于上海，他接电后，立即找周玳一同去见阎锡山，请将所部改编为晋绥军。当时已凌晨三点多，阎锡山问为甚这样着急，徐永昌答：“以前保留国民军第三军的番号，因那时我只是代禹行‘看家’，无权处理其部队。今禹行下世，若不速改编，我无以自处，军心亦难安定。”阎锡山嘉奖徐永昌念旧之诚，当即委任他为晋绥军第三军军长。从此，徐永昌即成为阎锡山的部属。

这年冬，徐永昌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此时，绥远灾荒严重，野有饿殍。他商请赈济督办朱庆澜运东三省馀粮以救济绥民，又请华洋义赈会会长张元善以工代赈。在赈粮源源而至后，他招募民工筑坝开渠，兴办水利，使良田增多，人心大安。

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徐永昌调任河北省主席，同样遭逢水早灾情。他约集平津银行界人士，并请朱庆澜、熊希龄、李石曾等会商，经行政院批准，“长芦盐觔附加，抵借银行贷款”；设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凿井开渠，培养民力。同时，他整理河北省财政预算，节约行政开支，增益税收，使财政日趋稳定。

中原大战爆发前夕，周玳代阎电请徐永昌到太原开会。徐永昌在问清阎锡山准备对蒋介石开战的意图后，严肃地说：“对国家来说，战争结束不久，不应再起战争。对总司令（指阎锡山）来说，也不利于打仗。第一，不打仗，人们都仰仗他，捧他，他是‘爷爷’。如果一旦打起仗来，那些捧他的人，自视出力有功，需索必多，稍不如意，即生怨恨，他就变成孙子了。第二，冯玉祥这人，语言外表极力装作好人，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手段更有毒辣，他惯用痛哭流涕迷惑人心的方法来奉承人，可是一旦有利害上的冲突，他就不管亲疏，都会翻脸暗算的……第三，李宗仁、白崇禧相隔太远，他们能不能打到武汉，很难说不是个问题。韩复榘、石友三多行不义。唐生智毫无实力。刘文辉的川军，从未出过川。刘珍年、白宝山等都是骗钱的，更靠不住。由此看来，打蒋的重担子全放在响们的肩上。你看这仗能打吗？开会时希望你要力主不打。”这次秘密会议是在深夜进行的，阎锡山在会议上把蒋介石想用经济手段扼杀晋绥军的情况说了一番，并说：“蒋介石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了。现在各方面的代表，都愿倒蒋，我也有这个意思。”接着问徐永昌：“次宸，你看怎样？”徐永昌回答：“我一来就和子梁（周玳字）研究，认为这仗打不得。我倒不是怕打仗，因为不是打仗的时候。”并把同周玳讲的那番不能打仗的理由重复了一遍。阎锡山听后，沉默片刻，便说：“次宸说得也对，可是蒋逼得咱没办法。”徐永昌说：“可以想一个不打仗可以解决的办法。”阎锡山又沉默一阵，才说：“次宸，我倒想出个不打仗的办法，只有我出洋。”徐永昌说：“你走了，我们怎么办？”阎锡山说：“很容易，你们可先对付蒋，如果他实在逼得你们没办法，你们可投降。”徐永昌脸色一变，只能说：“总司令！你要这样说，你说打，咱就打吧！把我的话取消。”第二天，他找周玳说：“我看总司令已下决心了，你就不要提这事了。”

同年5月，阎锡山通电讨蒋，中原大战爆发。徐永昌任陇海线总指挥。他对这次战事前途颇有预测，所以在督师南下入豫后，便派人在黄河铁桥轨道上铺设木板，上覆土洒水维护，并在黄河两岸各布置数百条民船，以备万一。中原战事进行了六个月，果如徐永昌所料，倒蒋联军败北。他在淹护友军撤退后的同时，对部属亦布置得井井有条，重炮辎重依次北渡，入太行，抵达高平县一带。整顿就绪后，徐永昌电辞总指挥职务，旋即任晋绥警备司今。

大战结束后，阎锡山看到战败后残局难以收拾，便将山西军政交给徐永昌和杨爱源维护，自己避居大连。民国二十年（1931年），山西省主席商震率其旧部两个师离晋附蒋，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徐永昌得以继任山西省主席。他表面上服从蒋介石，实则在为阎锡山“看家”。这年11月，经徐永昌亲手批准，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组织部长阴凯卿和特派员任国祯被害。

离晋投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阎锡山回到太原，任绥靖主任。徐永昌与其朝夕相处，往来频繁，但在处理军政事务中常有分歧，久而久之互有猜忌。他曾对当时的秘书长王尊光说过：“总司令好多管事，以后我是八个字的主席，即‘倡用国货，整顿教育’。”至此，凡遇大事，他都让秘书长直接向阎锡山请示汇报，并把自己的名章交给秘书长代行。在表面上，徐永昌主持设立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致力于经济建设；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改革教育；设立查禁毒品委员会，严惩贩卖毒品罪犯；提倡兴修水利，以足民食。暗地里，他却与蒋介石打通关系，等待时机离开山西。

徐永昌与蒋介石

蒋介石得悉徐永昌愿来投附，非常高兴，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借故调他到武汉，并派往江西视察围攻红军根据地的战事。次年（1935年），红军长征至陕北，徐永昌给蒋介石出谋献策，组织“参谋团”，入陕北指挥“围剿”苏区红军。是年4月3日，他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红军宣布渡河东征。这时，徐永昌驰归山西，辅佐阎锡山调兵遣将，筑碉建堡，围堵红军。5月，红军撤归陕北，他正式辞去山西省主席职务，改任山西清乡督办。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3月，徐永昌被蒋介石连电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为蒋介石督办整训军队，准备国防工事。

参赞中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月，“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14日，徐永昌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石家庄行营主任，负责指导河北、察哈尔驻军等第一战区的对日作战指导工作。20日，石家庄行营改为保定行营，徐永昌仍为主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徐永昌调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此期间，他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团附，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徐永昌在日本的降书上签字受降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20日，徐永昌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8月17日，国民政府派他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9月2日在东京湾举行的盟军受降典礼，代表中国政府在接受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悠游终老

日本投降后，徐永昌曾向蒋介石提议：“把东北各省划归中共，置兵山海关热河一带防守，既可免与苏联发生纠纷，又便于在内地肃清共产党。”蒋介石却力主“以战灭共”。随后，徐永昌辞去军令部部长职务，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任陆军大学（第二十一期至二十三期）校长。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徐永昌被推选为党团合并后的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翌年（1948年）3月29日，被推选为山西省出席（“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山西大部分地区解放，阎锡山困守太原孤城。此时，徐永昌奉命飞抵太原，从陕北榆林空运国民党军一个旅，从西安空运三十军的一个师，并派了一队空军，助其守城，使阎锡山有机会南逃。这年12月，徐永昌应行政院长孙科之邀，出任国防部部长。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派他和蒋纬国及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等，到北平胁迫傅作义部南迁，阻挠和平解放北平。6月，阎锡山组织“战斗内阁”，徐永昌应任政务委员。9月16日，他又带了大量钱物飞绥远，策划反对董其武起义活动。同年秋季，徐永昌飞往台湾。

1952年，徐永昌晋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同时退为备役，任台当局“总统府”资政。1954年，兼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被聘任为中国国民党第七、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1959年7月12日，徐永昌因病在台北市寓所去世，终年72岁（虚岁七十三岁）。9月26日台湾发布褒扬令，28日举行公祭，蒋介石、阎锡山等赠挽额、挽联哀悼。

徐永昌在全面抗战八年期间，始终担任军委会军令部部长一职，为坚持抗战，殚精竭虑，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

接受日本投降者：徐永昌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盟国总受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举行，作为美中英苏四大战胜国，中国代表第二个出场签字。当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是外相重光葵和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上午9时（东京时间），签字仪式举行，由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在日方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签字完毕后。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字后，按照战胜国的顺序，第一个出场的是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第二个出场的是中国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第三个出场的是英国代表福拉塞上将，第四个出场的是苏联代表狄里夫扬柯中将。在同盟国四大战胜国签字之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高级将领依次签字。

阎锡山在《徐氏族谱序》中，赞誉徐永昌“思虑之深长，经猷之弘远，取其一节，皆迈君伦” [17]，又总括其一生道：“次宸早历艰屯，以跻崇显，乃其行己之严洁，体国之公忠，岳峙渊淳，不为时风所沾染，有谋必定，无言不雍，衡机决策，往往烛照数计而不爽毫厘，旁观相惊，以为神智。岂知先忧后乐，尽从肫诚恳恻中出哉。……用能上膺简在之深知，入赞枢垣，克平大难，仗节受降，张国威于溟渤之外，……斯其培根植基之深厚，殆必有所自来，非一时蹶起者比矣！”徐永昌去世后，阎锡山曾在挽联中称其“事人忠而律己严”。

蒋介石在赠给徐永昌的挽联中说“怆怀良辅”。

白崇禧在给徐永昌的挽联中写道：“出总师干，入掌机枢，晚岁更荩劳，历危夷而一贯；行由正路，居处安宅，平生惟谨慎，淬德业以常新。”

1959年，赵正楷在为《徐永昌回忆录》撰写的牟言中称：“徐公童年从军，壮之四方，好读书，尤耽于史地，孝于亲，信于友，忠于国，居敬行简，磊落光明，交游遍宇内，其人格，其功业，已彰彰在人心目。”

1986年，沈云龙在《徐永昌将军及其回忆录》一文中认为：“徐氏以一普通士兵，不十年间，循序以进，完成高等军事教育，蔚为我国有数之军事战略家，较诸世所盛称士官系、保定系出身者，固无多让也。”

1988年，张彝鼎在为《求己斋回忆录》作序时说：“先生（徐永昌）拔起孤寒，位跻通显，功业彪炳，世所共知。惟其所以功成名遂者，端赖其求己功夫之深邃。励志苦学，尚友古人，益以诚、劳、恒之慈训，其立身也如是。倡兴实业，服用国货，弥杜漏卮，严禁烟毒，改革教育，责己自强，其谋国也又如是。……每感先生慎密寡言，深沉莫可测；会议席间，人尝怪其不肯多言，抑安知其在‘蒋委员长’面前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耶！余以此益敬仰之。于是细究先生立身之本，全在一个诚字，即意诚而后心正者是也。《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先生惟不自欺，故不欺世。劳以为之，恒以成之，虚以受之；不畏难，不苟安，习于自然，乃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遇事明若观火，举重若轻，岂偶然哉。或谓先生之明，实乃天赋，其然、岂其然乎！中庸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先生之明，殆犹是欤。”

个人荣誉

徐永昌曾获得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二等云麾勋章、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抗战胜利勋章、忠勤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光华甲种一等奖章、华胄荣誉勋章及干城甲种一等奖章等荣誉。

轶事典故

读书感悟

徐永昌不论读任何书，总是反复钻研，直至对所读的内容有较深刻理解，才换读新书。在读书中，他悟出了“立身行事，惟在求己，自谓才识不足，可力学而致”的道理。后来，他称自己的斋室为“求己斋”，以此自励。

与傅作义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冬，天津解放后，解放军已完全包围北平，并与傅作义谈判和平解放。蒋介石希望对傅作义做最后的争取，便派了他的多年知交徐永昌携带一封亲笔信到北平。

当时，西郊机场与南苑机场或因已解放，或因已在解放军炮火控制下而不能使用，傅作义在东城东交民巷东边从北到南拆去民房砍去树木修建了一个小机场（今东单公园），供徐永昌所乘的美国C-47运输机降落。

傅徐这次见面，非常具有戏剧性。一方面，在当时那种局势下，在一个“危城”且是“围城”中见面，本身已是够令人观止了；而同时，两人各自其实都是心照不宣。据时人回忆，徐永昌完全没有提任何劝说傅作义随他到南京去的话，而是递上蒋介石的信，只说了一句“我奉命而来”。傅作义也只是打开信草草看了一下，随即把它放在一边，招呼徐永昌吃午饭，拿出一瓶陈年山西汾酒。席间，二人谈了些几十年前的老话以及共同朋友的状况，并在临别时互道“保重”。傅作义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后会有期”，徐永昌似是苦笑了一下，并未作答。

20世纪50年代，曾有传言说周恩来总理曾与傅作义提及，希望他能争取徐永昌脱离蒋介石政府回到人民一边。但是，据说傅作义认为徐永昌不像他那样是个“外系”，而是“京官”，且徐永昌虽对蒋介石十分不满，但他是个“讲义气”的人，要他投诚，恐非易事。傅作义觉得难以启齿。因而此事未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