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志向是：中国企业不应该只贴着“互联网思维”概念标签，做小家电产品，中国制造应该向更高附加值、更有品位的产品的方向努力。

5月的深圳南山区科技园，温暖湿润的空气中激荡着创新和梦想的气息。位于科技园内创维半导体设计大厦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疆”）里，穿行着前来参观的媒体和访客。电梯间里间或会遇到手持各种无人机产品的大疆员工，他们眼神里透射着兴奋。

在对外演示“精灵4”无人机的“障碍感知”功能时，大疆的工作人员将飞行器从100多米外高速“撞”向4层楼高的墙壁，在几米外，“精灵4”自动悬停，仿佛真的长了一双眼睛。

精灵系列有4根桨叶，一只手可以拿起。后面摆放的是有8根桨叶的专业级的筋斗云系列。看似轻巧的航拍无人机，实际上融合了飞行控制系统、数字图像传输系统（将影像实时传输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PC等地面工作站）、稳定云台系统（即使无人机不断晃动，也可以保证下方航拍相机拍摄影像的平滑）、飞行平台（机身采用何种材料）等多个系统。

大疆在成立十年间共陆续推出不同等级的几十款机型，过去5年内销售收入增长100多倍。当下，大疆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级无人机制造商，估值100亿美元，占据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份额达70％。

5月4日，《时代》周刊发布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50款电子设备”，上榜的有苹果的iPhone手机，还有1968年发布的索尼特丽珑电视机，其中以美国、日本企业居多。中国企业生产的电子产品仅有一家上榜——大疆无人机。

大疆创新（DJI）被称为无人机领域的“苹果”，这个在深圳土生土长的科技企业，此前曾被《华尔街日报》称为“首个在全球主要的消费产品领域成为先锋者的中国企业”。

当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新事物的诞生让人应接不暇。大疆认为，中国企业不应该只贴着“互联网思维”概念标签，做小家电产品，中国制造应该向更高附加值、更有品位的产品的方向努力。

从小作坊开始

几年前，刚刚创立大疆的汪滔，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一个制作玩具航模的人。而那时，汪滔也只希望公司能养活10到20人的团队。

对天空的向往，曾贯穿汪滔的整个成长历程。16岁那年，汪滔在一次考试中取得高分，父母奖励他一架梦寐以求的遥控直升机。这架飞机却在不久后的一次飞行中“坠毁”，与汪滔的想象相差很远。

不久之后，汪滔考上了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电子工程专业。读书期间，他仍然热衷于遥控直升机的钻研，把奖学金拿出来研发，近乎疯狂地参加学校的机器人大赛，甚至常常不被理解。

2005年，汪滔率队参加了Robocon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并取得了香港第一名和亚太区第三名的成绩。他说，两度参加Robocon的经历对自己有深远影响，除了技术还有团队组织协调能力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如何在强烈的欲望下把一件事情做成。

读大四时，汪滔开发了一套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为了这个最后的小组展示，汪滔不惜逃课，屡屡熬夜到凌晨四五点钟。

在班级展示的前一晚，虽然机载计算机的悬停功能出了问题，但是他为这个展示付出的心血被香港科技大学机器人技术教授李泽湘看重。在李的引荐下汪滔开始攻读研究生，这次班级展示也成为汪滔的命运转折点。

在研究生宿舍里，汪滔制造出了飞行控制器的原型。2006年，他和好友来到深圳，创立了大疆。

创业初期，公司只有四个人，他们在莲花北村租了一间民房。“那几年比较艰难，根本招不到优秀的人才。”大疆公司副总裁邵建伙回忆，“人来了，门一开，看是小作坊，基本上掉头就走。”

当时，汪滔的第一诉求就是养活创业团队，别让大家没饭吃，然后才是根据未来两三年的发展布局研发。因为航模行业是根据各种新技术碰撞结果再往前发展，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大疆开始专心研发无人机的大脑——飞行控制系统（以下称“飞控”）。当时市场上还没有像“精灵”这样的多旋翼无人机，只有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类的航模产品。而飞控的模块专门用在直升机模型上，现在那种模型还摆在汪滔的办公室里。

大疆向国外的航模论坛销售这种飞控，每次只能卖出一两个，论坛上大大小小有数千人知道有这样的产品存在，而当时航模业界也只活跃着这些人。“即使技术发展到目前，每个城市可能都有一个模友的圈子，但都是很小众的圈子。”邵建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面对狭窄的销售渠道，汪滔比较从容。他觉得，无论在哪个领域，困难都是所有创业者必须去面对的。对创业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纯粹的心。“只有抱着‘把事情做好的决心’坚持下去，才能在创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大疆的核心资产是二三十个人的团队和一批飞控系统。在大疆第一款较为成熟的直升机飞控系统XP3.1面市时，公司账户里只有几万元，而这批飞控系统是否能卖出去将决定公司的命运。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汪滔坚持做下去的动力是对产品的信心，他认定市场认可XP3.1只是时间问题。

2008年底到2009年初，在大疆资金链更加紧张时，中国北方的一家企业下了一个对于当时的大疆来说很大的采购单子，金额价值几十万人民币。汪滔拿到钱后给团队发了工资，他缓了一口气。

从那以后，汪滔发现大疆的产品慢慢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认可，客户一致反馈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稳定的控制系统。此后，大疆的销量就滚起了雪球，订单越来越多。

近几年，随着大疆一款款“精灵”系列消费级无人机的发布，人们以拥有一台“会飞的照相机”成为新风尚。如今全球市场中，每卖出10台消费级无人机，就有7台来自大疆。

2015年，大疆的销售额达到几十亿人民币，中国市场销售额在大疆体系中的全球占比从11％上涨到20％，区域销售额比2014增长了300％。如今大疆全球的80％的销量中有30％-40％是在美国，20％-30％是在欧洲。

追求独创性

2009年到2010年间，大疆在新西兰的一个飞行模块代理商告诉汪滔，很多客户都把飞控系统装到多旋翼的无人机上，而且多旋翼无人机销量很好。汪滔看了数据，这个代理商每个月售出200多个云台，也就是安装、固定航拍相机的支撑设备，而90％的购买者会将云台悬挂到多旋翼飞行器上。比较而言，这位代理商每月只能售出几十个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说明多旋翼飞行器市场比能安装飞控系统的直升机市场大得多。

“当你生产的产品名气不大并且还未量产的时候，主要的销售额得来自集团采购单子。这是为了企业生存而做的选择，但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大疆一直希望通过产品让广大的消费者能够认可我们的劳动。”大疆公关总监王帆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汪滔的初衷。

大疆很快把在直升机上积累的技术运用到多旋翼飞行器上。当时国际市场上有一家德国公司生产多旋翼飞行器零配件比较出名，客户可以自行DIY。基于这一开源项目，中国大陆也有公司生产类似产品。大疆进入以后，迅速赢得口碑，一年后便获得了极高的市场占有率。

赢得市场占有率的重要原因是降低产品的售价。“来自先进国家的竞争对手也都是车库企业。一个产品从展示到生产，再到出货，这三个环节能做到标准一致非常难。比如为了参加展会我们花重金做出一台产品，然后我们希望在量产过程中把成本压下来，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邵建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精灵”和“悟”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成本下降。

大疆之所以把公司注册在深圳，其中就有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深圳有世界顶级的供应链，我们在方圆五公里之内就能电话找到一个供应商，他会以相当低廉的价格提供给我们大量原材料。德国和美国的厂商不一定找得到这样的供应商，他们就不能通过量产产品把好的点子变为现实。仅仅在量产这一点上，德国和美国都不能和中国比。”大疆产品技术总监孙永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年珠三角小家电行业最大的教训就是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普遍采取了依靠低价、低毛利的手段进行红海血拼，看似获得了份额，却让企业长期处在产业链下游无法翻身。对于无人机这个从技术现状到应用场景都还无法支持海量用户的行业而言，无论是选择过去的低价手段还是今天流行的互联网玩法都很难让硬件制造赚到钱。

小家电制造行业黄金时代过去了，汪滔和大疆团队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利用深圳的供应链体系追求产品的独创性，他们很担心中国制造企业被时髦的“互联网+”的商业理论和运作环境稀释了。

“中国的珠三角，有这么好的硬件基础，这么好的人才资源，可是很多人还是习惯十多年前的微波炉商业模式。海量出货，赚取非常薄的利润，跳不出中国传统小家电企业的竞争格局，无非加上一层互联网的皮和一些资本运作工具，最后仍在低层次产业链打转转，跳不出‘二等公民’宿命。”汪滔曾经这样对外阐述。

能印证这种说法的是大疆和美国运动相机厂商GoPro公司的合作与斗争。过去，这两家公司曾经互帮互助。大疆曾建议他们的客户使用GoPro摄像头来捕捉航拍图像，而GoPro会发布最让人惊艳的来自大疆无人机拍摄的影像。

2010年前后，大疆还没有真正组建研发云台和相机的团队，只是专注研发飞行器，所以还称不上是一体化航拍无人机的制造商。2011年，大疆尝试和GoPro建立深层次合作，但美方希望大疆成为他们的代工厂，就像另外一个富士康。大疆拒绝和他们的合作。后来大疆开始发力自己研发云台和相机。

大疆希望自己的飞行器“既能飞，又能拍”，但也意识到这很难一蹴而就。对于那时候不到100人的团队来说，做好“飞行”这件事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结束和GoPro谈判之后，大疆努力研发关于拍摄的解决方案，比如云台的研发，即怎样让航拍相机不受飞行器在高空的摇晃而始终保持稳定，以便拍摄出的视频画面能够保持稳定和流畅。

随着持续的研发投入，到2012年大疆已经拥有了一款完整无人机所需要的软硬件元素：操控软件、动力系统、机架、遥控器等等。到了2013年，大疆发布了全球第一款一体化消费级无人机“精灵2”。这款无人机上安装了一个球形蛋状的航拍相机，虽然这个航拍相机看上去像摄像头，但在像素等各种指标上已经开始满足越来越多用户的需求。

2014年7月，大疆发布了一款名叫Ronin（如影）的三轴手持云台产品。这是对稳定云台系统商业潜力的深入探索。原来安装在飞行平台上的稳定云台系统，悬挂相机以后，可以作为单独的手持设备使用。一定程度上，这改变了原有的影像拍摄方式，电影摄像师不必借助摇臂、轨道车、升降机等设施，可以轻松拍任意长度的长镜头。

大疆用了半年时间开发出了这款产品，每台定价不到1.6万元人民币，国外同类产品每台定价1.5万美元，游戏规则就这样再次改写。汪滔的另一重考虑是，极端情况下，即使无人机产品受到严格的监管限制，Ronin还可以作为公司的后备力量。

根据大疆产品技术总监孙永超介绍，2016年，大疆推出了适用于专业电影航拍的飞行平台——经纬M600，他们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步伐很快。电影行业对器材的要求很高，一台电影摄像机单品往往价值数十万元。所以在现在的研发过程中，大疆会考虑从平台载重、飞控系统的精度、空中跟焦、安全系数等方面与摄像机配合。

全球知名美剧《生活大爆炸》《南方公园》等现象级影视剧的拍摄都用到了大疆无人机并不出奇。他们的产品也曾在国外首脑官邸出现过，比如，去年一架大疆生产的小型无人机被发现落在日本首相官邸屋顶上，这件事在日本引起过不小的震动。

“技术本身只有优劣，没有好坏。我们并不能控制终端客户到底是雷锋还是本·拉登。如果我们如果去控制，我们就侵犯了客户的隐私。”大疆公关总监王帆对“黑飞”问题如此评价。

在日本首相府事件之后，公司召开会议讨论过解决方案并希望社会和舆论能够理性看待无人机的飞行安全问题。大疆认为，作为生产厂家，能做的有两样：第一是用户教育和引导，他们在说明书和安全飞行指引上注明这并非是一个玩具而是一台精密的飞行器，此外大疆表示不建议未成年人操控他们的产品。第二，在技术层面，大疆开发了“地理围栏”系统。这一系统能够阻止大疆无人机在机场、华盛顿特区等禁飞区飞行，它还能让用户知道哪些空域临时限制飞行，比如接近森林火灾或大型体育赛事的地区。该系统也会限制无人机飞入监狱、发电厂周围的敏感区。

王帆解释说，如果有用户强制用大疆无人机接近机场的话，无人机会慢慢自动下降到限飞区周围的缓冲区里，此举保证了大疆无人机不会影响航空系统的正常运行。这是大疆嵌在GPS里的一个技术，每次开机之后，GPS会自检定位机器是否处在限飞区，如果自检到身处限飞区，动力系统根本无法启动。

对大疆这种急速扩张的公司来说，不确定性之一来自各国的监管层面。中国适于通用航空的低空空域仍未开放，更别说细化的无人机监管法则。即便美国这样开放低空空域多年的国家，无人机的管理法规也还处于探索阶段。

汪滔曾说，如果政府管理部门有更加明确的规划，公司愿意积极参与，无人机让很多人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他希望这一产品能够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

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大疆希望通过技术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他们希望把触角伸向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之外的行业应用市场。

在大疆看来，2016年或许是无人机行业运用的元年。所谓行业运用是无人机在交通、电力、桥梁、隧道、救援、传媒等领域的运用。以新闻摄影为例，在去年8·12天津滨海新区火灾爆炸事故的第二天，现场出现的航拍器大多出自大疆。

“我们今年开始正式进军农业应用市场。中国有十亿亩耕地，小麦、水稻、大豆、玉米这些农作物，如果用大疆的植保无人机去喷洒农药，效率会比人力喷洒提高40到60倍，这个市场很广阔。”邵建伙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发现下一个乔布斯

作为80后，汪滔极度不希望复制父辈走过的路。比起占领多少市场份额，汪滔似乎更在意的是能不能靠技术赢得尊重。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以前中国有很多市值很大的公司，但却鲜有在国际上让人真正佩服的产品。

所以，汪滔在追求高利润时显得非常理直气壮，因为只有公司的高利润做支撑才能雇得起最多、最好的工程师，这样在技术上和产品上才可能不断攀登制高点，才能让一个本该对人类社会有深刻影响的技术，不被商业矮化成玩物和忽悠资本的工具。

“工程师是大疆的核心资产。即使是我们市场推广部门，每周也会参加编程课的培训。每一个员工入职，不管在哪个岗位，一定要学会基础飞行，对无人机有所了解。”王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目前，大疆在全球有超过5000名雇员，其中工程师有1500多人。大疆也在硅谷设立了研发机构，聘请了特斯拉和苹果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带队。这支研发团队还将迎来数十位世界顶级的工程师。他们的另一工作重点将是与硅谷当地各家从事机器人技术研究的创新企业展开合作。

“我们在美国校招的时候说，其他行业互相在追赶，而在无人机的行业，大疆是自己追赶自己。今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精益求精。我们希望招募的人才都具备这种精神。”王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大疆把现有的产品、旗舰店以及网页设计作为招募工程师最好的广告。在招聘的时候，线上问卷不仅考察应聘者的业务能力，同时还考量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大疆企业文化的匹配度。

2015年年初，汪滔想出了“激极尽志，求真品诚”八个字，把它视为企业文化的内核。大疆在研发团队建立了产品经理竞聘制度。只要是研发团队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岗位或是来到公司多久，只要有点子，计划书能经受住研发团队主管们的拷问和质疑，就能带队开发产品。

当年在解决“精灵”系列空中悬停、画面平稳以及360度无遮挡拍摄等问题过程中，有一位大学还没毕业的实习生曾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没想到得到了大疆高层的关注。

因为这个点子，这位实习员工获得了100人的技术团队和数千万元研发资金，两年之后，第一架具有360度无遮挡高清摄像功能的变形无人机问世。

小到制造无人机、大到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汪滔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中国发展的瓶颈都是在于缺乏具备真知灼见且做事靠谱的核心人才。社会大环境忽视了对人的思辨能力的培养，因而汪滔希望借助RoboMasters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这项赛事，来为国家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

RoboMasters其实已经默默运作了三年，起初以夏令营形式存在，招募一百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机器人技术顶尖爱好者。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将营员们分为5人一组，自主设计、研发、组装、测试，完成可用于对抗的机器人战车并进行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来，通过RoboMasters赛事进入大疆工作的大学生为数不少。而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无人机本身就是广义机器人的一部分，二者技术相通，人才也相通。这也让大疆意识到挖掘和培养中国本土工程师这一过程的重要性。

汪滔认为，这种赛事不但能塑造姚明、刘翔这样的全民偶像，更能产生乔布斯这样受人尊敬的发明家和企业家。

结合目前社会浮躁和泛娱乐化的现实来看，真正受到全社会尊重和认可的发明家群体尚未浮出水面。大疆认为，大学里的理工科学生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不通人情世故，但懂得尖端科技。如果把这些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他们能为中国的制造业发挥巨大贡献。

挖掘和培养更多工程师，在经意和不经意间，已然成为大疆理想的一部分。大疆认为，自己的制胜法宝是创新。公司拥有一支超过1500人的研发团队，这一数量占公司员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他们对研发投入不设预算限制；同时，大疆鼓励员工内部创业，实践自己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