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官至太史令，相当于今天的正部级干部，但至今谁也不知道他受到过多少次邀请，开了多少会，作了多少次“主题发言”，得了多少“国家级大奖”。人们能记住的是他的《史记》。毛泽东说：“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1]

此言不虚。司马迁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2]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路径是如此，中国人民”富起来”的路径是如此，目前的形势已经显示，中国“强起来”的路径还必将如此。司马迁写的这段经两千多年屡试不爽的文字简直是神来之笔。

毛泽东还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3]文字真得不能有半点商业气，文人也不能有半点商人遑论巿侩气。我们知道，《史记》是汉武帝刘彻喜欢的著作。不要说稿费，如果司马迁利用个人关系，让汉武帝在《史记》中挂个“主编”或“顾问”，或司马迁也顺便弄个“课题负责人”，那样的话，汉武帝和司马迁一定知道：他们和《史记》的历史地位就会荡然无存。

每读司马迁，内心总有一种忘我的豪情，读博士期间在一篇文章中写下这段话：

人生至少要干一件漂亮的事。学问也罢，经商也罢，从政也罢，艺术也罢，做工也罢，非经炼狱式的考验则不能成就；没有勇气向生理和心理极限挑战的人，绝难有非凡的事业：文人如司马迁，他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史记》，而《史记》则使他永恒；军人如黄继光，一个人若有了像黄继光用身体堵敌人枪眼这样一种忘我气势，那在你的人生大路上，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与你竞争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作为陕西文化人，我最怀念的还是司马迁！

[1]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列车上问翻译师哲：“你是什么地方人？”“韩城”。毛泽东双眸一亮，“陕西的那个韩城？”师哲点点头。“噢，那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喽！”毛泽东谈兴甚浓。他用手中的烟头续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问师哲：“你住的地方离司马迁有多远？”“大约40里”。师哲告诉毛泽东，司马迁得罪汉武帝被施以宫刑后，人们害怕受到株连，有一段时间，竟没人敢姓司马了，分成了冯周二姓，冯姓住县南，周姓住在县北。毛泽东听后不无感慨地说：“打小报告的人，看来什么时候都有啊！”对于司马迁，毛泽东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谈到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毛泽东颇有些伤感，他半天无语，许久，才扼腕叹息道：“汉武帝7岁立为皇太子，16岁即位，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全盛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违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说到这儿，毛泽东连连摇头，“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师哲接言：“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经典古籍烂熟于胸的毛泽东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奋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在车厢里来回踱了两步，又回身望着俄语翻译，“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师哲附和。毛泽东点点头，重新坐回沙发上，轻轻在烟灰缸上蹭掉烟灰，道：“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页。

[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五《表第三•六国年表》，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6～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