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设在南疆的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1 ]。疏勒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西汉时，疏勒国“西当大月氏[2]、大宛[3]、康居[ 4]之道”[ 5]，与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由此越上帕米尔高原转西南便进入伊朗高原，继而进入叙利亚并直抵欧洲。

与东高西低且可直入西西伯利亚大平原的北疆路线相比，以喀什为枢纽的西南疆线更加崎岖曲折，西高东低，地高天寒，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地理特点使喀什地区势力比南疆其他地区更容易得到境外资助并因此坐大。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与南疆其他地区比较，喀什最符合这一条件。

有鉴于此，唐高仙芝在平息小勃律分裂叛乱后，并没有回撤而是继续西进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彻底截断了境外势力对中国西域反叛势力进行资助和渗透的通道。18世纪清朝解决准噶尔叛乱后实现了对新疆的行政管理。但当时在南疆地区，“整个统治者与属臣的问题却没有完全安排妥当，因为清朝没有继续征服西土耳其斯坦的绿洲。在西部绿洲独立的和卓部[6]不时地企图在新疆，特别是在喀什，重建他们的势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喀什的哈萨拉阿帕的家庙[7]是一个重要的布施收入来源。”[8]

如前所述，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的成功说明，控制帕米尔这个制高点是控制中国西陲甚至是控制整个中亚的关键环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阿富汗在历史上何以成为英、俄、美等世界霸权国家的必争之地。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控制帕米尔高原，对唐王朝而言，已是超出其国力因而是不得已的做法。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在肯定高仙芝靖边行动的成绩的同时也婉转地指出这一“短板”。他在《草原帝国》一书中说：

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此遥远地区的高仙芝的作用。[9]

这段评价有正反两重含义：其一是肯定唐朝西陲靖边政策因其控制了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关键地带帕米尔高原，在逻辑上说是成功的；其二是批评唐朝合乎逻辑的西扩范围却超出国力可支持的极限，因而是力所不及的。公元741年（唐开元二十九年）的西界与西汉时大体重合，约在东经68°。但在公元741年至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间，中国西陲边界却迅速东退至约东经72°[10]；至明、清，中原王朝可以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大体维持在这条经线左右；民国时，中国西陲边界进一步东退，但收缩幅度在1°～2°之间。这说明勒内·格鲁塞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这个判断对今天中国制定西域政策是有益的，即我们在赞美唐朝治边武功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事实上为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正如俄罗斯将东境扩张至阿拉斯加也给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而不得不最终放弃一样。

事实上，控制帕米尔高原，不仅对中国，甚至对近代英国和当代苏联遑论美国，都只是符合纸面逻辑推理却不符合实践经验的力所不及的目标。总结这些帝国陷在此地均不能自拔并由此拖垮国力的教训，笔者认为，汉唐时西扩涵盖帕米尔高原的边界不应是今天——特别是在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追求的范本。对于当代中国的靖边政策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案就是牢牢控制位于中国境内的喀什。扼住喀什及以此为龙头的南疆线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

在新疆地区稳定上，南疆与北疆齿唇相依。南疆的发展将以北疆为依托，失去北疆，除喀什附近的几个狭窄通道外，几乎就断绝了大规模物资补给交换的地理条件；而控制北疆，若再卡住河西走廊继而哈密，基本就对南疆事态形成合围之势。19世纪70年代阿古柏叛乱并形成为祸十年的地方割据。为了平息叛乱，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设制造局，为平叛提供装备，卡死河西走廊继而哈密，而后出兵北疆，1876年先攻下乌鲁木齐，荡平北路，对南疆阿古柏形成瓮中捉鳖之势，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疆。次年春，左宗棠军收复吐鲁番，通往南疆的门户至此完全控制，随后便全线进逼南疆，当年便消灭了阿古柏反叛势力。

[1]安西四镇，指中国唐代前期在西北地区设置、由安西都护府统辖的四个军镇。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唐灭高昌国，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遗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在唐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后，以碎叶水旁的碎叶镇城代焉耆。从此安西四镇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任命汤嘉惠为四镇节度经略使，从此四镇由专设的节度使统领。四镇节度使或称碛西节度使。节度使常驻安西府城龟兹，由安西都护兼领，又称安西节度使。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汤嘉惠建议以焉耆镇代替碎叶镇，故开元七年以后的安西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部内调，吐蕃乘虚陆续占领陇右、河西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然而，四镇留守军队仍坚守各镇。不久，北庭及安西四镇相继陷于吐蕃。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据有天山南北及安西四镇。唐安西四镇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它对于唐朝政府抚慰西突厥，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唐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2 ]大月氏，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汉时定居于今阿富汗西北。

[3 ]大宛，古代中亚国名，汉代时泛指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居住大宛附近的国家和居民，大宛国大概在今费尔干纳盆地。

[4] 康居，汉时为大月氏北方古国，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

[5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2页。

[6]和卓（Khwaja），伊斯兰教对有威望人物的尊称。中国元明史籍译作“火者”，清代史籍多译为“和卓”；也有“和加”“华者”“华哲”“虎者”“霍加”“呼加”“霍查”等译法。

[7]“哈萨拉阿帕的家庙”，也就是今天所称的“香妃墓”。香妃墓原来叫阿巴克霍加麻札（麻札，意为陵墓)，是清代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巴克霍加的家族墓地。原为其父穆罕默德玉素甫修建。阿巴克霍加有一位重侄女伊帕尔罕成为乾隆皇帝的宠妃。她死后也安葬于此，故又称香妃墓。张立则主编：《春烟袅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

[8]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127页。

[ 9]［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9页。

[10 ]参见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4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