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是家庭大事，更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6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可以预见，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如何打造生育友好环境的问题，也将愈发紧迫。就此，《生命时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阮祥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请她们分别畅谈己见。

我国已经历“三大一小”4次出生高峰

生命时报：据您了解，我国整体生育情况相比过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宋健：衡量生育水平的最直观指标是出生人口数，由此来看，1949年以来中国有过3次较大的出生高峰，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前叶、60年代、80年代末。总体而言，1998年前的年出生人口数处于2000万~3000万人范围内；1998~2021年，年出生人口数为1000万~2000万人，其中，2016年出生人口数1786万人，形成一个小高峰；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首次跌至1000万人以下。如果以千万级别衡量，中国出生人口数自1949年以来，从高而低走了三个台阶，转折点分别是1998年和2022年，现在处于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台阶。

“三大一小”4次出生高峰中，前两次是“双高峰”，即出生高峰伴随着生育率高峰。20世纪80年代的出生高峰是“单高峰”，当时生育率已经降低，出生人口数增加只是受到了惯性影响。2016年的小高峰则得益于“二孩”政策的颁布。

生命时报：生育率下降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宋健：生育率下降并非全是危机、毫无机遇，关键要看生育率下降的阶段和水平。生育率从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6个孩子，下降到平均生育2~3个孩子，属于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有助于避免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激增危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会出现一段总抚养比（数值越高，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越重）较低的“人口机会窗口”。中国已经抓住这一机会窗口，创造了可观的人口红利，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低生育率危机的形成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生育率下降到极低水平，二是下降速度太快，造成人口迅速老龄化，出现少子化和老龄化“两面夹击”的局面。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生育率持续低迷，可以说已进入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

“不愿生”“不敢生”“不能生”各有顾虑

生命时报：现阶段“能生不想生”和“想生不能生”哪种情况更严峻？

阮祥燕：在我看来，“能生不想生”和“想生不能生”两种情况都是重要影响因素。

在“能生不想生”方面，人们的生育观念已发生巨大转变，从过去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旧观念，变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新观念。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一大原因。现代女性不再将生儿育女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而是选择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事业的成就。现代女性享有同男性一样的、法律赋予的受教育权和继承权，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拥有了除生育以外的真正事业，并且在诸多方面做得比男性更胜一筹。这些从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女性，开始自由、自愿地决定生育行为。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必然变弱，30岁卵巢功能开始下降，至40岁时生育力出现断崖式降低。

目前，女性生育力保护也面临着巨大挑战。1990年，约9%的中国夫妇被诊断为不孕症；2007~2010年，中国不孕症患病率从11.9%增加到15.5%，2020年又增加至18%。此外，中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超过450万例，放疗、化疗都会严重损伤女性生育力。保守估计，每年至少有超过100万女童与育龄期女性有迫切的生育力保护需求。

生命时报：“不愿生”“不敢生”背后的顾虑可能集中在哪些方面？

阮祥燕：我国结婚率近年来持续下降，晚婚晚育现象突出，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到了28.7岁。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逐渐增多。究其原因，一是生育观念的改变，与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二是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直接成本，抑制了生育意愿。比如，在养育孩子的成本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显示，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养育成本达到62.7万元。三是在目前就业环境下，年轻人的职场压力大，时间与精力被严重挤压，难以顾及婚姻与育儿。

宋健：“能生不想生”人群是我国目前生育水平低迷的主要原因，“想生不敢生”也是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一部分人群。但“不愿生”和“不敢生”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不敢生”的前提是有生育意愿，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是外生因素导致的生育率低迷，可通过消除阻碍因素、解除后顾之忧，帮助其实现生育需求。“不愿生”则是生育意愿低迷，与生育动机、生育观念等内生性因素相关，需要从观念、心理层面进行疏导和重构。

延长产假还远远不够，必须“精准帮扶”

生命时报：通过延长产假、增加补贴等措施，可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能生不想生”的问题？

宋健： 近两年国家出台的政策已经明确提出，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多部门联合、系统化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顶层设计基本完成，重点是各项措施的落地落实。

针对“能生不敢生”的人群，关键在于满足其生育意愿。首先要分地区、分人群了解意愿和需求，比如未婚人群的婚嫁意愿和需求、育龄人群的一孩意愿和需求、一孩夫妇的二孩意愿和需求等，提供相应的经济、时间、服务等各方面支持。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一个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就是“精准帮扶”，将需求侧和供给侧精准结合，最大效率解决生育的堵点、难点和痛点问题。

不少发达国家也正在遭遇低生育率、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挑战，在系统化提供经济、时间、服务等生育支持，推进社会性别平等、鼓励丈夫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照料，减轻工作家庭冲突等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不过，由于国情和社会制度不同，比如中国有14亿人口的庞大总量，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且中国人口转变具有压缩性和超前性的特点，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巨大、未富先老等，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真正有效的措施还需要我们自己探索。

生命时报：对于“想生却难生”的女性，社会支持系统还能做些什么？

宋健：“想生不能生”的人群同样面临生育意愿和需求满足的问题，主要通过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特别是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来解决。国家政策已经明确，要“开展孕育能力提升专项攻关，规范不孕不育诊治服务”“提高不孕不育防治水平”“推进辅助生殖技术制度建设”等。为减轻这部分人群的经济负担，辅助生殖技术和部分辅助生殖药物已逐步纳入医保。婚育年龄的推迟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生育困难和风险，因此应当重视倡导“适龄婚育”，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帮助适龄人群满足其婚育需求。

阮祥燕：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鼓励生育，更要呼吁保护生育力。第一，要打断“不婚化—少子化”这一链条。很多女性并非拒绝生育，而是因事业繁忙等因素，未能找到合适的婚姻对象，因此我建议，试点性放开女性生育力的社会性保存，为有意愿的女性冻存卵子或卵巢组织，避免年龄增长造成的生育力下降。第二，重视医源性生育力损伤，在疾病治疗过程中需特别考虑生育力保护的需求。第三，鼓励生育力保护技术的开展，但也必须保证这些技术经过充分的研究与临床验证，确认成熟后再正式应用于临床患者，防范因技术不规范给女性宝贵的生育力带来不可逆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