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反腐，是历朝统治者最为棘手的问题，直接关系其统治基础与个人命运。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也不例外。在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治理中国（1927—1949）的22年中，也贯穿着一部腐败与反腐的博弈历史。这部民国反贪史的核心就是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本人。尤其是蒋介石反腐最终的惨败，其关键问题在于统治者本人的态度、行政机制和政治体制本身滋生腐败的诸多源头问题。

本文将围绕蒋介石在其执政过程中自己发起和结束的反腐运动，来讲述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及其反腐过程的部分历史。以抗战前的“武汉反腐案”、“韩复渠贪污案”、抗战中的“林世良贪污案”、“长江公司粮食贪污案”、“高秉坊贪污案”、“美金债券丑闻”，抗战后的“接受敌产丑闻”、“蒋经国上海打老虎”等为反腐案例。这些蒋介石发起的肃贪反腐过程的讲述，或许能引发我们对历史更有益和更深刻的反思。

一，武汉清流

1932年6月29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突然怒气冲天地抵达武汉，蒋介石勒令武汉公安局长蔡孟坚，立即整饬武汉社会秩序，严惩党政军警人员的恶性贪腐。随蒋介石同来的还有一只直属“委员长侍从室”的特别行动队——邓文仪率领的“蓝衣社”特务，直接执行反贪行动，展开了民国反贪史上著名的“武汉清流”行动。

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南京国民政府仅成立5年，党政军已贪腐遍地，以“辛亥首义”闻名的武汉成为了臭名昭著的贪污城市，武汉官场勾结黑社会，控制烟赌毒，敲诈勒索，贪污索贿，获得巨额利润形成一个上至省主席下至街头警察的贪腐集团。“党政军警匪”一家，欺行霸市、民不聊生，民怨上达南京。让蒋介石要动用国民党反贪监察体制外的私人武装“蓝衣社”反腐。

国民党自建立政权后，孙中山、胡汉民、蒋介石先后建立的防止官员贪腐的监察机构、法律、措施不可谓不多。但坐得江山的国民党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后，其准军事法西斯化的集权体制，使得民权微弱、监管无力、党治不利，财税和经济上的漏洞以及国民党“统一中国”过程中收买而来的大批旧官僚、旧军阀伙同国民党新官僚、新军阀坐镇各方，大肆贪污社会经济资源。权力不被监督，使其迅速腐化。

蒋介石在“党国危亡”的危机感中，直接动用私人武装“蓝衣社”进行反腐，首先拿腐败的重灾区武汉开刀。首先，逼迫武汉贪腐集团的首脑——武汉公安局稽查处长杨庆山辞职，接管其手下稽查和机构。其次，以迅雷之势逮捕大小警察头目，审讯裁判后，当即枪决7人。又将千余名警察关入“轮训班”软禁认罪。在“武汉清流”中，近千名军人、公务员被扣押、审讯。

就在武汉人民欢呼雀跃支持“蓝衣社”的“武汉清流”时，反腐行动戈然而止。

当“蓝衣社”特务抓获正在赌博的湖北实力派人物——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剿匪”第五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时，“武汉清流”也宣告结束。军法处长仇鳌告之邓文仪等：“不可鲁莽，见笑世人，恐生政变”。在蒋介石的默许下，“武汉清流”以“达到整饬目的”为由不了了之结束。谜底朴素迷离，而此次反腐的真正目的或许是用“反腐”威吓湖北地方实力派“服从中央”而已。

从“武汉清流”开始，开始了蒋介石个人化的“政斗反腐”、“人治反腐”、“运动式反腐”、“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历次民国反腐运动的序幕。这种反腐并不能解决国民党体制性的腐败根源，而党魁因政治利益和个人情面等原因，包屁纵容“大恶巨贪”的恻隐之心，使国民党的腐败愈演愈烈，越打越多。

此一时期，仅遭监察院弹劾贪腐的省政府主席就有熊式辉等6人。以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渠为例。韩复渠也打出了“肃清贪污”的旗帜，实则“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以“反腐”为名大肆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达法币八九千万元以上。为之后抗战期间的恶性贪腐，埋下了种子。

二，战时反腐

1938年1月，抗战徐州会战爆发，驻守山东的省主席韩复榘，携带搜刮来的万贯家财，弃城而逃而逃，使华北日军直插津浦路南下。蒋介石在战区军事会议上怒骂：“大家打了几个月仗，失掉土地，没有处罚，受了损失，不问责任，弄得是非不清，赏罚不行，部下牺牲了，国土沦陷了，都当作没有这么一回事，懈怠的依然懈怠，腐败的依然腐败。”当即逮捕参会的韩复渠，不日押赴武汉枪决。

杀韩复渠成为了抗战时蒋介石威慑军队和惩治军人腐败的第一枪。但随着抗战的进行，失地越多，财税越少，财政的困局，加剧了国民党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腐败速度并日益恶化。

以国民党军士兵的伙食为例，国民政府国防部规定士兵每人每天大米1.5斤，肉菜6两，实际到了前线官兵口中，伙食变成了一天6两盐水泡饭；每人一套的春秋制服变成了土布染色的短裤短袖；草鞋部队抽打骡马运送物资，而大量汽油却在黑市上出售。军队的粮饷、弹药、物资也被军官和官员层层盘剥，使军队成了一只营养不良，一打就散的“乞丐兵”。征收的粮饷，盟国援助物资都到哪里去了？

反常的是，前线吃紧，后方紧吃。重庆高官富贾歌舞通宵，黑市上的舶来品、奢侈品、高档衣料化妆品等，琳琅满目。于是，蒋介石派军统头目戴笠为全国水陆空交通稽查署署长负责缉私。

1942年，戴笠得到情报，侦知系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利用职权假公为私，大量运入走私品，急令特务前往云南侦缉布置。在云南腊戍，军统拦下中信局150辆卡车，当场拆开封条检查，发现卡车戴带奢侈走私品甚巨，时值法币三千余万元。走私物资的嫌疑人是中央信托局运输部经理，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小兄弟的林世良。林世良利用职权，贪污勾联投机奸商走私引起舆论哗然。蒋介石批令林世良立即枪决。

与此同时，美方对蒋介石在利用分配美援物资的现状也产生了严重不满。史迪威、魏德迈等在华美军将领，为蒋介石在军队中建立起一套“防腐”的防弊措施。为后来远征军的战力提升和有效利用战略物资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但是，在美国人控制不了的国民党官办企业、金融机构则继续依靠官办政策与高层人脉继续囤积居奇，低收高抛谋取暴利，愈演愈烈。此后的长江公司粮食贪污案、高秉坊贪污案，无不将战时军队、经济、物资贪腐的源头牵扯出来，堆满各种美援物资的仓库正是孔祥熙家的孔家仓库。蒋介石的连襟，经营国府财政的孔祥熙被推向了丑闻的风口浪尖。贪腐的核心就是围绕蒋介石自己为中心的“四大家族”本身。无奈之下，军统的追查工作被勒令停止，戴笠也被免去兼缉私署署长。一个民国史上的惊天贪腐巨案又要出现。

三，公债丑闻

1945年春，国民政府国库局的几个青年职员向国民政府举报，中央银行内有人操纵美金公债舞弊。蒋介石获悉后，考虑到此案牵涉国民党的国际形象和申请美援的顺利与否，决定亲自过问此事。他在日记中几次写下：“要彻查美金公债”。

美金公债，是国民政府于1942年为解决财政危机，用美国对华援助中的一亿美元做抵押，发行的“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法币20元，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总共发行4300万。由于之后国民党财政崩溃，美金公债变为一元可兑法币273元。于是，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向蒋介石提出停发美金公债。

蒋介石勒令时任财政部长余鸿钧，秘书陈布雷追查此案，发现大量债券去向不明，其中差额达到1660余万，其中，中央银行业务局有重大嫌疑。蒋介石得悉后，火速召集在美国开会的孔祥熙回国质问。

原来公债停售，国库局局长吕咸从中看到机会，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请孔祥熙将公债按20元的原价出售给国库局内部员工。获得孔祥熙的许可后，吕咸伙同业务局长郭景馄从公债差价中贪污公债近1150万元，折合法币26.17亿元，并孝敬了孔祥熙公债350万元，据案犯口供，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吕咸二成半，其余经办人得半成。

当孔祥熙面对蒋介石时，蒋介石向其三次出示人证、物证、实据要孔祥熙承认。但孔祥熙“拒不承认”。蒋介石日记中悲愤的记下：“庸之（孔祥熙）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孔祥熙、吕咸、郭景馄等贪污美金公债的罪行，激起了爱国人士的义愤，这时，恰逢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由参政员黄炎培、傅斯年、陈赓雅等联名提出质问案。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对美券贪污案也曾提出对孔样熙的弹劾案。蒋介石“文胆”陈布雷，则为蒋介石袒护：“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美、英、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

最后，面对朋党之交，门阀集团，官官相护的现状。蒋介石以维护其“利益集团小圈子”的目的写下了“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批文结案。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多项职务，孔祥熙官邸秘书处原秘书夏晋熊接替吕咸，一场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划上休止符，主角和爪牙就这样全都逍遥法外。

与此同时，在重庆百里外的江西赣南，蒋经国则与其父不同，他不受约束的在赣南实施新政，大刀阔斧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打击囤积，兴办教育，增强政府的道德形象，尽量压低经济因素对政府的考验。严惩贪腐，也就成了赣南新政中一个重要的政绩。

四，烟消云散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沉陷在喜悦中，蒋介石也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正当蒋介石踌躇满志，准备以胜利者姿态“还都南京”时，却传来沦重庆国民政府各路接受机构在原沦陷区强行接收，中饱私囊，监督失控，导致民怨四起。

由于国民政府在开展对收复区接收工作时，缺乏统一的行政、执行、监督、汇报、统计系统，导致各部门机构各自为政，近乎失控。在此情况下，相关接收人员历经了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一旦回到收复区，就如洪水猛兽，各谋私利，询私舞弊，给收复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连自己的小儿子蒋纬国也被人检举，在南京趁乱抢了一所房子，蒋介石在日记中气愤的写下：“蒋纬国败坏家风，让蒋经国通知蒋纬国，赶快把房子退回去”。

震怒的蒋介石于1946年6月，责成监察院、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参政会组织接收清查团.赴苏浙皖、湘鄂赣、粤桂、冀察热绥、鲁豫、闽台、东北等地清查“敌产接收”的情况。此后，查处枪决了军统局少将秘书叶燕荪，海军驻津专员刘乃沂等五人。

蒋介石亲自下令的“惩治接收贪腐”并未改变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贪腐与崩溃的速度。随着内战的失利，经济的奔溃，国民党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为此，1948年，蒋介石又拿出了当年“武汉清流”的运动式反腐的手法，以挽回败局，提升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发起了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反腐风暴——上海“打老虎”，稳定货币、平定物价、管制经济、打击囤集居奇，严惩贪腐。而此次，则委派自己的儿子，在赣南积累了反腐经验的蒋经国带队。

蒋经国指导的这次反腐较之其父早年的反腐声势更大，他由心腹人员、党团青年组成“戡建总队”，实行了一次为时七十天的反贪风暴和币制改革。他一手镇压地方投机商，一手打击官僚资本。除了压迫商人、银行配合政策，交出黄金外，更以囤积居奇罪名处死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逮捕杜月笙大弟子万墨林及杜月笙之子杜维屏。

当蒋经国的打老虎，打到孔祥熙、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时，蒋经国将孔令侃的囤积清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很生气，日记云：“本日经国报告，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故今日情绪更觉抑郁矣。”然而，蒋介石也仅止于“痛愤”而已。随后，蒋介石要求制止监察委员和蒋经国的进一步调查，又不下令其他机构调查介入。“打虎”的行动突然停止，戡建总队突然解散。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孔令侃之间的关系，压制调查，窒息言论，徇私包庇，终于毁灭了国民党和政府拥戴者的最后一点希望，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局面。

此时，蒋经国正在无锡参加十一个县的经济管制会议，受到群众的包围欢呼。在参观工厂的时候，工人伫立桥头静候，见到蒋经国经过，再次以欢呼送行。蒋经国见到此情此景，“内心十分难受，而且惭愧，眼泪亦想流出来。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人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应向政府自请处分。4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

尾声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正式发布消息，辞去督导员职务。他情绪消极，借酒浇愁，一边喝酒，一边焚烧文件，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在焚烧之列，属下问故，蒋经国答：“亡国了，还请什么客？”至此，起自蒋介石也毁自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反腐运动，在失败中宣告永远结束。半年后，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倒台。

自国民党建立政权到倒台，国民党的历次反腐断断续续并未停止过，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惩治腐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到抗战中后期，由于惩治腐败的大政方针每每得不到落实，法令政策因人因事而异，因而，国民党惩治腐败时“雷声大，雨点小”。法令不可谓不备，制度、不可谓不全，但却出现了“越反越腐败”的现象，引起国统区民众的普遍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威望也因此大受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如著名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先生所说：“蒋介石我觉得他本人不贪污。关于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到底谁贪污。我想孔祥熙贪污，这个大概没有问题。蒋介石确有反对贪污的这一面，他自己本人不贪污，他也反对官员贪污。蒋介石虽然想惩治贪污、但是贪污一旦牵扯到孔祥熙这样的人身上，蒋介石就搞不下去了。”“后来蒋介石到了上海、南京以后，为什么贪污腐化的问题他解决不了？当然这个有体制问题，因为那时候国民党贪污腐化的问题太多了，如果不从体制上解决，靠个人的力量解决不了。”

（作者为编剧、作家、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