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就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加以分析。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露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之？孰令致之？”于是，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官员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地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共产党“虚伪地宣传”。

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还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蒋介石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30．5亿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500万军队，却败给了30万共军……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86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工夫。”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不过，蒋介石说他的反共主张“未能取信于国人”，这倒是一句大实话。民心向背，连古代一些稍有远见的帝王，也常引为警惕，而自诩为现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蒋介石，竟弃民意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