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就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加以分析。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露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之?孰令致之?”于是,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官员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地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共产党“虚伪地宣传”。
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还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蒋介石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30.5亿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500万军队,却败给了30万共军……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86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工夫。”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不过,蒋介石说他的反共主张“未能取信于国人”,这倒是一句大实话。民心向背,连古代一些稍有远见的帝王,也常引为警惕,而自诩为现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蒋介石,竟弃民意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失败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