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验证，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创始人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同时，还是南洋中华总商会的催生者。

1915年，应美国商会的邀请，中国政府组建了以广州总商会侨商首富会长、张裕葡萄酒厂创始人张弼士为团长的中华游美实业团，赴美参加在旧金山举办的“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即后人简称的“巴拿马赛会”。

4月9日，实业团一行17人从上海乘船出发，于5月3日抵达旧金山。6月3日，张弼士在华盛顿有1200多名纽约工商界重要人士参加的午宴中，发表了题为《中美商业联合会之不容或缓》的演讲，强调两国要更好地发展商贸关系，要扩展金融机构和新的航线。6月13日，《纽约时报》以《中国的洛克菲勒》为题，刊登介绍张弼士的特写。7月16日，张弼士率团回国。

在美国的2个多月，张弼士和实业团走访了26个城市，参观了240多家工厂，代国内华商订购了500多万银元货物，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见和美国及华侨实业家的热烈欢迎，并在有31个国家参加的“巴拿马赛会”上，张弼士送展的张裕葡萄酒得了金牌奖章，为中国产品赢得了第一块国际奖牌。

期间，中美双方商会还达成了三个具体合作协议：一、以1000万上海银元创设美中银行，中美工业家各出一半资金；二、开辟经巴拿马运河从纽约至中国各港口的直通航线，合办中美航业公司；三、在纽约设中国制丝销售机关。双方共同讨论了组建中美商业联合会的问题。张弼士的这次美国之行，写下了中国商会外交史上辉煌的开篇巨作。

追寻张弼士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创业传奇和他的爱国情怀是密不可分的。

比胡雪岩更成功的红顶商人

1841年，张弼士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西河镇的一个贫寒之家。父亲张兰轩是乡村塾师兼业余医生，他为数不多的学识，都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

1858年，张弼士家乡遭受严重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时年18岁的张弼士也飘洋过海，到了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谋生。起始，张弼士寄食于大埔会馆，后经人介绍到温氏米行当店员。老板看他为人勤恳，忠厚可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特意栽培他，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

温氏米行老板去世后，独当一面的张弼士施展非凡的经营才干，经过30年勤勉创业，成为富甲天下的传奇人物。1869年，张弼士拥有超过8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而当时整个清政府的年收入也不过7000万两，同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鼎盛时期的资产也不过2000万两。张弼士可谓是真正的“富可敌国”。

张弼士作为深受清廷器重的“红顶商人”，不仅驰骋于晚清时期的国内政商两界，还经常代表清政府在海外叱咤风云。他先后担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连见慈禧太后都享有免跪特权。民国初年，张弼士还被任为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立法会议员、全国商会联合会长等职。而众所周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只是二品大员。

1916年，张弼士赴美参加巴拿马博览会载誉归国后，为了筹措中美银行资金，不顾年迈体弱，四处奔波，积劳成疾，同年9月在印尼巴城病逝。张弼士临终留下遗言，要“死葬家乡”。当他的灵枢自巴城经过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政府都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则亲往凭吊；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孙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后，特派代表送挽联“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相比1885年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的胡雪岩，张弼士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

实业报国的先行者

19世纪90年代，张弼士在国内和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富甲一方，对东南亚一带影响深远。英、荷殖民当局看中他的影响力，曾多次给他封官赐爵，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慷慨激昂地说：“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尽管张弼士在海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始终将自己事业归根于祖国。他认为，只有在国内取得成功才算真正的成功。因此，经常奔走于中国与南洋之间。

1898年，张弼士从新加坡乘船去香港，打算搭乘德国轮船。出人意料的是，这家德国轮船的头等舱只卖给他的德籍家庭医生，张弼士和属下由于是华人，只能坐统舱。张弼士勃然大怒，当即把船票撕个粉碎，怒吼道：“记住，以后我的轮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

此事对张弼士触动很大，更使他下定决心要振兴民族工业，使祖国早日富强。

不久，张弼士就创办了“裕昌”和“广福”两个远洋轮船公司，而他们的航线正是德国远洋航运的航线。不仅如此，轮船设备、规格待遇等也和德国公司的完全相同，只是票价减半。这场价格战令德国轮船公司损失惨重，最后只得道歉求情，迫使德国轮船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

据史料验证，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但张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他在山东烟台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他创办张裕酿酒公司的动机，看似源于一个偶然听到的故事实为他爱国情怀杰作。

革命的中国商会组织先驱

张弼士自1893年应召回国后，多次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他曾多次上书朝廷，建议振兴商务，核心思想主要有三个：一是设商部，二是开特区，三是引外资。1903年9月，光绪帝下诏成立商部，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事情。

1905年，张弼士奉旨回到南洋，跟侨领张榕轩等人在马来亚槟城筹备成立中华商会。这是在南洋最早成立的中华总商会。1905年，张弼士又在新加坡同济医院内筹组中华商务总会，这也是南洋最早建立的中华商会之一。

张弼士主张“实业兴邦、利不外溢”。1905年，张弼士率领一个考察团到南洋，劝说华侨回国投资。据当时记载，他每到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可见张弼士影响力之大。

对政治的清醒认识，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政治生涯。张弼士看到清政府即将垮台之时，明智地选择帮助孙中山先生开展民族革命事业：他支持儿子张秩君参加同盟会，并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要对在海外进行民族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后，又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又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捐赠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

1910年，张弼士因孙中山先生邀请出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在此后民国时期，张弼士又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南洋宣抚使等职。1915年，张弼士再次被推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这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了。张弼士用自己的人生，为中国商会组织书写了革命的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