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索洛维约夫在《爱的意义》中说过： ”做什么事都有天赋，信仰的天赋是谦卑。”在我结识的富有信仰的朋友中，江上舟是众所周知的为人谦卑之辈。

在偶然看到《华商韬略》2022-06-29 推出的《他是上海两大产业的第一功臣，却在遗憾中默默离世》一文后，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0世90年代那段日夜奋起直追世界工业文明的年月来。

我与这位上海芯片产业的奠基人、国家大飞机项目的启动者之一，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归，海南建省初期最早的一批闯海人的江上舟同志，在小范围内最后一起出席的一次会议，是专题讨论上海“四大国际中心”，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产业定位。

会议由时任上海市经委主任王涛主持，江上舟以市经委副主任与专家的双重身份出席，另有时任同济大学校长樊钢(后出任国家科技部长)，还有我应邀出席，另外是似还有一位参加，因时间久远，名字我记不得了。

会上，我发表的主要观点有三：

一、是四大国际中心定位的提法是一组破句，因为贸易、金融和物流这三大中心与经济中心并无二致，不可并列。

二、是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国际中心建设“目标管理”的方向与其相对应的“过程管理”有背道之势。原因在于，产业发展没有在相应功能的集聚上下夫，而“中心”的定义是指其相应的产业功能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若直指华东地区即称之为华东中心，直指全国即称之为华东中心，直至亚洲即称之为亚州中心。你将之定为国际中心，则必须能辐射至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等。

而功能集聚度与其辐射度成正相关。以贸易中心为例，其标志是批发业从业人员与零售业从业人员之比应远大于邻近地区或国家，且其批发业不只是对周边地区零售业的批发，而更是对这些地区批发业的再批发。上海当年的商业显然远远缺失这种能力，甚至连华东地区的批发中心地位还谈不上，别说是国际贸易中心了。

尤其是，我们的媒体根本不明国际中心的含义，在黄金周商业報导中依然满足于商品琳琅满目的消息。其实，这种報道方向与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无缘，只是在告诉人们上海仍然是一座零售业繁荣的都市。

对此，竞没有一位主管领导出面纠正过，可见何谓“中心”，仍是一个极需普及的定位常识。因此，我认为政府工作的重心不应置于对目标定位的盲目宣传上，而应放在过程管理的对策设定上，而对策重点不在于政策设计，而应是常识普及与制度创新并重。

三、是上海市经济委员这块牌子的表述与其职能内涵不符，其本身既反映了一种制度性认知的偏见，也反映了对制度安排的常识性“熟视无睹”。

我建议将其更名为“上海市国有工业经济委员会”，因为现有的市经委对私营性质工业企业，以及非工业的商业经济、旅游经济、农业经济，以及正在显露端倪的文创经济并没有管起来。原因在于，在上海时任的决策者思维中将“工业”与“经济”混同了起来，似乎认定经济就是工业，只有工业才称得是经济。

会上，在座各位专家均表认同我的观点，由于江上舟同志与我私下交谈颇多，所以不时地插话从他的理解角度解释我的观点。樊钢校长则是第一次见面，听我发言后特地向我索要了名片，他是先接受了我的观点，尔后才认识我这个人的。

我与江上舟同志是在上海市人大卢湾代表团上相识的。人大组团为不同专业领域、各有己解的人士通过大会交流和分组交谈，既提供了彼此思想火花碰撞和启发的机会，又为分工领域天各一方的专家们提供了交友合作的平台。

在江上舟任代表期间，我有过两个交友平台，一个是有越剧表演艺木家袁雪芬、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著名电影导演孙导临和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者陈钢教授等，我与他们从文化与经济关系研究的视角交上了朋犮。

另一个平台是我与江上舟、公共安全管理专家易庆瑶(时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瑞金医院外科主任朱建新和全科式主任医生许叔祥，还有时任卢湾区韩区长等一起，成为会外交流思想，探讨事业发展的“小圈子”。

江上舟夫人、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后升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是我在多次高校专家会议上结识的朋友，并先于江上舟认识。

巧合的是我与吴启迪几乎在同一时期，曾先后分别从突发脑干出血和急性胰腺炎发作中死里逃生的。搏击生死的经历，使我与江上舟每每交谈时都免不了为我们幸免于难而庆幸。其中谈得最多的是我国医院体制将自身护理业务的“护医”，外卸给患家聘佣的所谓“护工”。

其实，护工并非护医，代替不了人为缺失的功能。

当时，我俩共同总结的由病家担当护医时必须睁大眼睛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

一是昼夜之间医生交接班时段，

二是凌晨两点以后医护人员精力疲乏时段，

三是双休日时段。

这三大时段家人多长一只心眼，病人就少一份风险。原因在于，这三大时段也正是护工忙于吃飯、打盹和外出的机会。

有道是，人祘不如天祘。没想到我与江上舟苦心总结的三条自理患者的经验，竞会被他率先用上了。

当然，在与江上舟接触过程中最令我不安的是他那过人的烟瘾，但朋友们常以他过人的用脑之累而善意地宽容了他。在我俩较长一段时间“失联”之后的一天，有朋友告诉我说他患上小细胞肺癌入住瑞金医院的广慈特需病房。

我听后方寸难平，便与夫人迅即前往探视。这是市政府副祕书长以上级别的专用套间病房，我与友人易庆瑶也曾在此会过面。内房的外间装有办公电话，临时成了病人的办公兼接待室。江上舟宛若往昔，仍大声对着话筒与对方隔空交流，看到这副架势的人定以为这里的病人并不是他。

江上舟分明将这里当成了人民大道200号(上海市政府)，毫不顾忌情绪和疲劳对病情的负面影响，照样地为他人指点迷津，解读任务。他见我进门便迅接欠身示意，边向我介绍他的病情，边又不间断地对着来电答话，电话中传来关于项目细节的叙述连我也听得振奋，更不稍说是江上舟这位主角了。

放下电话的间隙，他对我苦笑道：“真是没办法，生病也不挑个时候，越忙越添乱！”今天，我一想到他的作古，令其一腔报负和才干再也无法为上海世纪发展的目标定位效力时，我不禁怅然若失！

江上舟同志一直以海明威的话提醒自已：

“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当他40岁获得留洋博士学位后，并没有滿足于超越同行人生轨迹而准备在瑞士停留歇脚，而一如继往地为着一个振兴民族既定目标而马不停蹄地赶回到了祖国。由于条件不成熟，他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没能践其所能。

于是，这位精通德语和英语的爱因斯坦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的学子，听从朋友的劝告一度暂时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工作，既是为拓展视野，又是为创造机会，而绝非安享清闲。

有人断言，做官最不得意的红官二代，大概江上舟排第二，没人愿排第一。江上舟的父亲江一真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曾任农业部长、卫生部长、福建省长和河北省委书记等职。

父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始终影响着他那科技报国的强烈愿望。江上舟的一生身负两宝，一是使命，二是技术。他不屑为官，为官目的也是为了使命。

终于，1997年江上舟再度调回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工业党委副书记等职，但内心目标仍是祖国工业化的短板之首一一芯片。

在精神高地最能分辦高人与庸人。在江上舟看来，芯片是我国卡脖子最严重的产业之一，再难也得拿下。因为，到2000年前后，芯片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产品，超过五大战略物资（矿产、粮食）进口量，比全部能源进口还多。中国的电视和手机芯片百分之百都是进口。

当上海2021年集成电路产值达2500亿元，产出规模约占全国的1/4时，人们无不接受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当年的评价：“江上舟一生超前”。这种超前的结果换来的就是本文导语中的两大关键词：“上海两大产业的第一功臣”，“在遗憾中默默离世”。

托尔斯托说过：“没有单纯、善良和真实，就没有伟大。”

江上舟同志是一位思维和行为从未离开过報效祖国这一终极目标的纯技术型干部，他一生单纯而透明，天真而善良。因此，他才会有不凡的伟大一生！对其评价完全可以用古人韩愈所言：“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江上舟，息息吧！一是你的事业后继已有人，二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你的灵魂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