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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教诲育英才 鞠躬尽瘁维地学
[ 作者:叶庆华    转贴自: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点击数:140    更新时间:2022-07-13    文章录入:admin ]

 

 

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二十个月了,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也已经过去了十三个月,回顾近年来走过的路程,先生的谆谆教诲依然犹在耳畔,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犹在眼前。先生的言传身教就象灯塔一样指引着学生的人生跋涉……

先生珍惜生命中的每时每刻去看书,也非常重视学生看书的时间,殷切期望我们用时间多看书。记得199810月,先生刚出院,就约见我,询问学习时间的安排。先生问我,“英语课每天要占用多长时间?英语课后剩下的时间都作什么呢?有多少时间看书?”我感到惭愧,原以为英语课及其课后作业每天6个小时就已经够辛苦了,还没有想过要利用剩下的时间看书。先生说,要广泛地看资料,包括自然、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文献都要看,要从大的知识背景中去发现问题,然后逐步缩小范围, “要发现问题、去研究问题”。先生建议我把SCIENCE NATURE的内容每期都看(后来,我给先生订阅了1999年下半年的NATURE,先生每期看完都带到所里来,让我们大家也看),先生还让我查阅SCIENCE NATURE上先生已经看过的十几篇文献,希望能对我有所启发(先生把期次、题名、作者都记录在活页旧台历上,我查阅完后,一直保留在身边)。于是,第一学期,我的主要任务除了英语课以外,就是广泛地看资料、向先生汇报读书情况(没有考虑课题问题)

先生非常珍惜学生的时间,从来舍不得浪费。先生住院时每次见到我们,总说太浪费时间了,不要把时间这样浪费掉,真不如用多看点书……。甚至连我们帮助先生收集部分资料的时间,先生也会感到非常过意不去。我们每次打电话约见先生的时候,如果知道我们在所里或者在宿舍里,先生就会说,“过两天我会去所里,到时候你就到我办公室来吧”。其实,先生到所里来常常不是因为有什么其他事情,只是为了节约我们花在路上的时间而已。有时候约见先生的时候赶上天气不好,先生说,“这么远,风又大、天又热、路又不好,太浪费时间了,还是我去所里吧,我可以用车的”。其实,先生出入一次是最不方便的,既要联系车、又要联系人,找杨勤业先生、找生活秘书李兵、找司机等等,哪里象我们学生,随时可以骑上自行车,20多分钟就到了。可是,先生似乎认为自己跑路比我们跑路方便似的,尤其是1999年和2000年上半年,为了确定我的论文选题,先生每周来所里跑34趟,我感到很过意不去。我常去科学院图书馆查阅文献,因为院图离先生家很近,有时候突发奇想,就打电话给先生,要顺便过去看看、聊一聊,先生总是非常愉快地接见我。在先生跟前,我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先生也从各个方面谈论自己的所思所感。这样的谈话至今仍然深印在脑海中,对我影响很大。

先生为培养学生是鞠躬尽瘁了的。19989月,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医院,后来也有几次见面是在医院里,先生总是带着歉意说,都是因为这23年来自己身体不好,没有能够很好地指导我们的学习和科研。其实,先生已经为学生做得足够多、足够好了。19991月底, 先生开始跟我谈论文选题事项。先生问我自己对论文的想法,我说,“想尽量避免太宏观、太空泛的东西,希望能做点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某一个小方面的工作,并且能够深入地做下去,至少得出点有意义的结论。”于是先生谈了水土保持的意义,生物活篱笆对坡地利用与改良的作用,地膜的使用情况等研究。之后,我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并于19994月份把自己对于论文选题的思考整理了一份选题方案请先生过目,其中包括:“坡地利用与改良中,生物篱的栽植、成活以及生态效应实验数据的获取问题” 、“边缘耕地开垦成本与环境效应的关系”、“黄河三角洲的环境演替与生态问题”等。在这期间,先生还为此多次打电话同杨勤业先生商量,多方听取意见,并同陈述彭先生、郑度先生、李秀彬先生等谈及此事。这几位先生对待此事都非常认真,先后找我仔细谈了论文可能的着眼点及其创意,也使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非浅。后来,先生说,“建立综合自然、经济要素的模型,进行小范围、小尺度的综合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发展地理学,补充其中缺失的内容”。所以先生考虑再三,最终选择了信息室黄河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参加了黄河三角洲研究课题组,先生为此很高兴,因为他一直很希望最好是由不同专业的1015人组成课题组搞科研。信息室还为我提供了工作中所需要的一切设备、经费、资料、数据等,先生对我说,“这样,你做论文的环境、条件就有了保障,我也很放心了”。

在选定了论文方向以后,先生还是同以往一样,经常地约见我,与我谈工作中困扰我的问题,要我多看资料、多思考,与课题组中的其他成员多交流。先生还特意约见了刘高焕先生,详细向他询问了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课题组的科研任务和安排,以及我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先生每次到所里来,都会带一部分可能对我论文有帮助的文献,包括有关黄河流域、黄淮海平原、黄河三角洲已有科研成果等资料放到书架上、固定一个位置,很快先生就为此摆了一个有关黄河的专题“书库”,嘱咐我要多阅读、随时查阅。先生为了指导我写论文,自己就先把这些资料全部看了一遍,并两次问我有关 “UNDP支持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项目专题报告”的情况。谈到黄河三角洲的盐生植被类型与生态效应时, 先生特别注重耐盐植物对土壤的改良作用,说莱州湾盐碱地种植红麻, 既可改良土壤,又能用来造纸,先生要我留意黄河三角洲的盐生植物的利用情况,并推荐我去找张丕远先生借阅相关资料。谈到全球环境变化对黄河三角洲的影响时,先生说,由于海平面的升、降还没有定论,所以很难预测它的影响。谈到黄河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时, 先生说只要解决其中的23个问题就好。我每次跑野外前、后,都很详细地列出计划与资料收集情况,以向先生汇报。

先生为人师表的风范很让学生感动。先生给博士生上课的时候, 常常是站着讲3个多小时,一刻也不休息。先生最后一次给博士生上课是在1999114日上午,那时刚出院不久,而且,还是一直站着讲课,后来,我实在于心不忍,便鼓足了勇气,走上前去,跟先生说,“同学们都需要课间休息一下,您是不是给大家10分钟时间?”先生这才欣然应允。我便利用这段时间陪先生聊了一下论文的进展情况。先生跟我们学生在一起,一点儿架子都没有,非常随和,每次到先生家里,先生总是已经亲自烧好了水、沏好了茶放在茶几上,当看到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的学生时,先生又亲自打开风扇,可先生自己是不适于吹风扇的。每次离开先生家时,先生总是亲自打开门,送到楼梯口。先生的生活简朴,事必躬亲。

先生是地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站在全人类、全社会利益的高度上,对学科发展高瞻远瞩、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先生说,地理学要进行综合性研究,要“跨学科研究”, 地球系统科学要寻找合作伙伴,要进行“科学的重新组合”,“但必须明确:多学科研究不是综合研究,只有跨学科研究,融会贯通,才能算是综合研究”,但是“应该不应该把经济学都包进去,我原来就想包进去,现在有些胆怯了”。先生还说,“我觉得我们学地理的人对社会学、经济学、生物技术真正了解的人恐怕很少”,“经济地理还没有研究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目前那些包含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研究,“最多只能算多学科研究,…而真正跨学科研究还没有形成”。 先生几次跟我谈起“生态环境”一词,说是因自己误用,才导致现在用得这么混乱,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1999年底~2000年初,因为见到林业部就 “退耕还林”问题进行宣传的材料,先生感到很不安,准备再收集最近几年的实验资料(时间序列越长越好)和研究成果,写篇文章再谈谈“森林的作用”。先生说,“森林的生态作用和对森林的保护,我完全赞同,但是认为‘森林万能’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很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我读了先生在1981年与1982年写的“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和“再谈森林的作用”,非常赞同先生的观点,于是上网查找,在国际山地论坛中,我找到了很多有关山地森林的水文效应的文献,拿给先生看,先生很高兴,认为这些材料很有帮助,并请孙惠南先生帮忙查阅。我知道先生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人帮忙的,于是我就经常留意森林水文效应的资料,还从水分中心张士锋博士那里借到了两本水文站点的实验数据和资料。每次把资料交给先生的时候,先生虽然很高兴,但又总在说感到不妥、不希望再占用我的时间等话。后来,有一天(大概在20005月份),先生对我说,如果你对此确实感兴趣,就把论文方向转过来吧,所里刘纪远所长说为了支持先生,组织了一个课题组,由所里资助、由李文华先生率领并要建立12个实验站点。先生同时也跟杨勤业先生就此事谈论了几次。我当时也正在为论文一筹莫展,很有些动心,从杨勤业先生那里也了解了一些细节情况,但是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应该把承担的黄河三角洲这部分任务做完以后、再过来同先生一起做比较好,因为“森林的水文效应”这个工作需要长时间序列的观测、分析、论证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同先生一讲,先生也很赞同。于是我就安心地继续以黄河三角洲为论题准备数据。8月底随课题组去黄河三角洲进行野外采样、收集数据之前,给先生打电话告别的时候,先生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身上起了疱疹,眼睛也不很舒服,我想大概是天气热的缘故吧,所以不以为意。回来后,正好赶在“十·一”前夕,我和师妹随同杨勤业先生一起去看望先生时,先生显得精神矍铄,谈兴很浓,先与杨勤业先生谈论所里的工作,然后仔细听了我野外调查的汇报和对自己论文进度的安排,最后又问了师妹的学习状况,大约有1个多小时的会面。没想到,那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与先生进行学术思想交流(第二天凌晨1点,先生就住院了)。我痛悔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帮助先生完成那篇酝酿中的“森林的水文效应”一文了,现在手里还有一些有关资料没有来得及给先生……

先生最后这次住院,熬得很苦、很累。自从上了呼吸机以后,先生就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了…后来,医院不允许非亲属和非护理人员入内,我便站在门外隔着玻璃窗悄悄地守望,从先生的表情上能读到先生身心所经历的那种痛苦,这是一种在病床上不得不任人摆布、对生命的无奈的痛苦;一种对生命的执著与无望相矛盾的痛苦;一种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很多心事未了却又清楚地意识到再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刻骨铭心的痛苦。我想,人生之苦痛,莫过于此了。而我当时是眼睁睁地感受到先生身心正经受着的煎熬却又无能为力…

先生还有那么多的未了心愿未实现,还有很多未成熟的思想,在踌躇,没有表达出来,先生说过,“按照课题去讲呢,不应该踌躇,只要写出来到时交卷就行了,但我觉得还应该踌躇,让我做我认为没有把握的事情,这样不科学。”先生希望有人继续做“发展坡地持续生产、改变双季稻连作”、“以‘红麻’作纸浆原料,增加年生物产量”、“生物活篱笆与地膜的农用”、“森林对降水和径流的调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先生关心着“西北和成都有水保所,而全国、东部却没有”,先生还说,他“要向陈述彭先生学习GIS”,“要向吴钲镒先生学习植物分类”,还“要建立自己的电子邮件信箱”,“也要到INTERNET网上去查阅信息和资料”……先生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但却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

先生走后,郑度先生就把指导我的工作承担了过来,对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把我已经写出来的还非常粗糙的章节细细地读、逐字逐句的修改,并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逐条地给我讲解,每一、二周就这样看两章,不知不觉间,一、两个月内,我竟然已经完成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在陈述彭先生、田国良先生、杨勤业先生、孙惠南先生、李秀彬先生、岳天祥先生、刘高焕先生的指导和支持下,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学然后知不足”,我还需要不断地补充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现在,博士后进站已经有一年了,为了把原有的工作基础充分利用起来,保持工作的延续性,我在原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空间与过程”研究,很多工作还有待于今后细细地去做。将多属性的“空间与过程”研究统一到一个“时空复合体”中来,这是得益于陈述彭先生提出的地学信息图谱理论思想的指导,它帮助我打开了思路,形成了这样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我最近“多看资料、思考一下”的所得。把这种思路提出来,就是供大家去批评、指正,还要经常听取陈述彭先生、郑度先生、田国良先生、李秀彬先生等前辈的意见,然后,我才会有逐步提高自己、不断深入学习的动力,尽量避免先生谈及的“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情况。其实,我过去也常常因为自己“学习不够深,资料不完全”等原因而搁置了很多想法,后来,看了先生的自传,我想通了,认为不管怎样,还是先写下来再说,虽然它并未成熟,也不完善,以避免“…总觉得工作没有做到家,或没有应用意义,…便搁置一旁,…搁久了,不知去向,如再需要做相同或近似的工作,未找到,便念念不舍,未找到,思路也迟钝了”。对于已经交卷的博士论文的不断补充和拓展,也会使这一方法在探索中逐步成熟、完善起来。

先生说,“地理学的最大困难在于你不能耕得深又耕得广。所以,地理研究需要靠经验的积累,这也是地理学家大都大器晚成的原因”,先生还说,“综合之路存在,但要靠艰苦找寻”。

是的,请先生放心,我们会牢牢记得先生的教诲,踏着先生的足迹,继续走先生未走完的路,同时不断地向各个领域中的新、老前辈学习,联合尽可能多的同仁去找寻这条“综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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